高中时，家里楼下是个生猪屠宰场，作业者多是来自大山中的苗民，安静的白天，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吟唱家乡的歌谣。现在，屠宰场早已拆除，取而代之的六车道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但有时却会觉得，当年听到的那些忧伤曲调，可能才是这片土地隐没的心曲。

　　想起这个，是因为这段时间上映的两部有些小众的电影——《路边野餐》和《长江图》。这两部被归类为“文艺片”的电影，虽然风格、主题都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它们诉说的，都是发生在平凡山川中的故事；它们探听的，都是一个地方、一条河流之上，人们特殊的文化想象与生命体验。

　　这不一定是我们熟悉的中国。《路边野餐》中，黔东南青绿的山水之间，医生陈升迷失于过去与现在、此处与彼处、自我与他者之间，英文片名《Kaili Blues》直译就是“凯里蓝调”；《长江图》以颗粒感十足的胶片摄影，晕染出江水茫茫的水墨意境，江上行舟的男人与江边溯流的女子负载着大江的爱恨。着眼于人的精神与环境的互动，在土地与河流之上描绘人类心灵的图景，可以说，“地域”才是这两部片真正的主角。

　　其实，世界影坛很多成功的电影人，都是站立在自己的土地之上。塔尔科夫斯基离不开辽阔厚重的俄罗斯大地，安哲罗普洛斯永远凝视着水雾氤氲的希腊半岛；阿彼察邦和索拉纳斯，一个沉醉于表现泰国充满迷幻色彩的丛林，一个致力于描绘南美充满魔幻色彩的城镇。而回溯中国电影史，从早期讲述衰败小城隐忍情感的《小城之春》，到上世纪第五代导演的《红高粱》《黄土地》，也都将镜头对准了土地和人们。

　　无论评价如何，这两部电影的出现，都让人看到，除了车水马龙的都市、香腮云鬓的明星、潇洒飘逸的武术，这片土地、这种文化、这些人们，还有更加多样的生存方式、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值得去守望、去发现、去描摹。中国那么大，山川河流、城镇乡村，都驻守着自己的精灵。在大西南的城镇市集上听过苗族人的歌谣，在长江边看过岸边淤泥里干渴而死的鱼，在沂蒙山区蜿蜒的山路上闻过苹果成熟的气息，就更能够理解一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老病死、歌哭诗行。

　　那些靠琳琅满目的时装、靠精致细腻的明星、靠奇幻瑰丽的特效堆砌而成的大片，自然有其存在的商业价值。但是，再多的符号也终究掩饰不住内里的贫乏，“空口袋立不起来”。我们都说“文化”，但文化是什么？文化不过是理解人生、观察世界、孕育情感的方式而已。文化来自于哪儿？从时间层面看，来自于历史；从空间层面看，来自于土地。而时空的交汇处，站立的是人。生长于文化的电影，或可更多思考何所从来的问题，在广袤的大地追寻精神的原乡。

　　我们的电影，或者更多文艺作品，唯有召唤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精灵，才能找到自己的肌理与脉络，获得属于自己的气质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