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圆形画幅为《我不是潘金莲》赢得了不少的映前关注，随着影片的全国公映，有必要把探讨重点更多地放在故事本身。电影对原著小说还是高度忠实的，就公映版呈现的效果看，电影完整且不乏深度。

　　《我不是潘金莲》设定了一个绕口令式的命题：李雪莲想要“先离婚、再结婚、然后再离婚”，是不是无理要求？语文老师要是出这样的命题作文，准会把学生难死，但原著作者刘震云，恰恰是喜欢在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中追求乐趣的写作者，他给出的答案是：一件事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另外一件事。

　　冯小刚在改编电影时，延续了刘震云原著中的思路，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多半篇幅中，制造了一个最大的悬疑，即不停地让观众思索：李雪莲究竟在不在理？她是在据理力争，还是在胡搅蛮缠？最后给出的答案也很清晰，李雪莲穿行在冯小刚构造的美丽而湿润的南方景色中，如同穿越时光而来又满腹委屈的古代侠女，遭遇到了一群思维迥异的男性，他们的对话，无处不充满差异性，是“鸡同鸭讲”。

　　《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个较真的女人和一群搅浆糊的男人的故事。片中的20多个男性角色，没有谁真正了解李雪莲、真心想帮助李雪莲，他们都僵硬地站在自己的角度要求着李雪莲。如果在观影过程中，你也产生了李雪莲太倔强、太没必要的想法，很有可能你也是20多个男人中的一个。

　　片中人要么把李雪莲当怪人，要么把李雪莲当傻子。但仔细想想，往过去几个时代想，往为人处世的本真方面想，往注重诚信与规则的理想社会那儿想，李雪莲是一个多么正常的人，她的要求是一个多么正常的要求。她被丈夫骗了，假离婚变成真离婚，在伪善者们看来她的事情是小，但对李雪莲而言一个女人瞬间失去了所有，却是天大的事情，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正常？

　　究其原因，跟某种流行的社会生存逻辑有关，在这种生存逻辑下，人首先都是利己的，甚至只关注自己，从来不在乎别人，除非那个人影响着自己的利益。在这个生存逻辑中，人人都言不由衷，遇好事争先恐后，遇坏事退避三尺。假设绝大多数人都像李雪莲这样较真，试问会有这么多假离婚吗？会有这么多官员不把普通人的“小事”当回事吗？《我不是潘金莲》没有把针扎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而是犀利地指向了某种不合理的社会生存逻辑。

　　《我不是潘金莲》表面看是一个喜剧，但内里却是一个苦涩的悲剧。冯小刚在该片的技术方面做了加法，但在故事上却做了减法，电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却编织了一个谁走进来都没法轻易走出去的网。片中男性形象各异，但他们当中就没有被动的“受害者”吗？也有，比如那位被撤职的前任县长史为民，多年以后他以小生意人的身份，与当了面馆老板的李雪莲在面馆里相见，那一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都是可怜人。那一刻，对曾经的史县长，观众最多的情绪，恐怕也是同情而非憎恶。

　　因为有着荒诞的情节和喜剧的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批判并不外露，它用绵里藏针的方式指出了生活里的悖论。电影并没有给出明显的立场，观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雪莲打官司”的传奇故事来看，也可以将其视作荒诞却真实的生活。个中滋味，各有体会，笑完之后，能略有些沉重的，就算是这部电影的知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