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语言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以意传情的中国传统民族音乐，面对今天生活节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音乐语言越来越丰富的当代音乐，也要有所调整　

　　8岁那年，父亲为我买了第一支竹笛，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放下。

　　我是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但在此之前，我对江南民间音乐以及评弹、沪剧、锡剧、昆剧等传统戏曲和曲艺音乐已有长时间接触学习。在苏州吴县文工团做乐队演奏员的7年间，我几乎走遍江浙大小乡镇，每到一处便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深感民间音乐、传统音乐、戏曲音乐的博大。

　　毕业后，我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1983年春节，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在音乐理论家李西安先生的悉心安排下，专程到福建泉州向当地艺人拜师，学习在中国音乐史上被称为“活化石”的古老南音。用闽南语演唱的南音，虽然保留了唐代以前的古老唱奏方法，但无论是演唱还是乐器演奏都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看谱演奏的音乐学院科班生来说是一种挑战。我虽然自幼吹笛，但南音使用的尺八和别具一格的“工乂谱”却让我望而却步，但同时也让我深切认识到，除了音乐学院里的教授，民间艺人那里同样有“一肚子学问”。如果我们能抱着虚心、诚恳的学习态度，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会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工作之初，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曹正送给我一支陶埙，并教导我说，演奏笛箫乐器的人应该同时掌握埙的演奏技法，因为埙有八千年历史，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我随即开始对这件古老乐器进行钻研，从它的声音中一次次感受到神秘遥远的远古神韵，之后我不仅用它独奏，还为它改编和创作新乐曲，并在电影《菊豆》《霸王别姬》等配乐中展示这件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国际上获得巨大反响。

　　还记得我凭借作品《南韵》在全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比赛上获奖，颁奖的领导对我说：“你的作品是鲜活的，具有东方文化内涵的特征。”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坚定了我未来的方向。无论是20多年后，我采用苏州弹词“丽调”素材和“丽调”独特的运腔创作的《花泣》，还是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自然》，抑或是后来我组建中国竹笛乐团并坚持每年推出一台原创音乐会，我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始终没有偏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根”，是它们养育了我。一件乐器的风格传承是什么、中国音乐的精华内核是什么、背后的民族文化特征是什么，这些是我几十年不断思考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国当代音乐家如果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成功“走出去”并获得世界性影响，认识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核心价值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高超的作曲技法与演奏技巧。

　　音乐语言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以意传情的中国传统民族音乐，面对今天生活节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音乐语言越来越丰富的当代音乐生态，也要有所调整。就竹笛演奏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演奏技巧在今天面临颠覆性的发展。陈其钢《三笑》中尺八、大低音笛的表现，其气息运用的多元性与手指变化的复杂性，在以往的传统曲目演奏中没有出现过。今天的音乐家必须具备在技术与艺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能力。技术对艺术的改变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理解、怎么对待。比如，在我看来，电子音乐带来的就绝不仅仅只是数码化那么简单，而是一种高清晰度的思维观念，这种观念能给我们的音乐艺术带来新质。

　　进入21世纪，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面临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被欢迎”，不是追逐新鲜一时、轰动一时，而是扎实寻求一种良性发展方式，在筑牢传统根基和面向世界观众之间，开创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沟通理解、互鉴合作的无限可能。我曾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元素与西方的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在作品中将古老乐器笛、箫、埙的独有特性发挥到极致，同时与国际听众接轨，通过电子音乐元素和无伴奏合唱的利用，拓宽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段以及乐器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让传统与现代之间迸发出火花。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对传统音乐的积累以及对西方音乐体系的理解，我追求的是在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语汇、风格特征、审美意境乃至文化传统深入吃透的基础上，找到民乐内在的现代意识，而不是单纯外在形式的新颖花哨。

　　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宝库中还蕴藏着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美，当代音乐家如何进一步发掘、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如何卓有成效地提高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研究与认识，同时不断创造出更多让世界瞩目的音乐作品，是一条漫长的探索道路。我愿与同道携手求索，为做好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当代世界性表达不懈努力。

　　（张维良，195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笛箫演奏家、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主要器乐代表作有《南韵》《花泣》《粤之海》《吆喝——竹笛与管弦乐队》等，另有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演奏、配乐作品若干，著有《箫的世界》《竹笛艺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