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13日到5月1日，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在馆里住了80天。方勤本可以不用来的，但就像他在3月4日日记中写的：“你是船长，就得最后一个下船，这是风度，也是职业操守。”因为住在门房，经常有路过的市民把他当成一个“面色黝黑的看门大爷”，问博物馆什么时候能开放。（中国青年报5月27日）

　　方馆长的故事，令人不禁想起另一位博物馆馆长——单霁翔。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被称为“故宫博物院的看门人。”在两位馆长身上，我们感受到的不止有“看门人”的气质，还有“守护者”的坚定。中华历史文物正因为有他们的守护，才能在悠悠时光长河当中保留下来。

　　突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原本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武汉封城后，不稳定因素也随之增加，湖北省博物馆的安防力量及维护力量也受到不同程度地削弱。纵观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曾发生过文物乘乱被窃或损毁的事件。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珍藏有大量无价之宝，疫情期间难免会被有心人所觊觎。保护中华文物不容半点闪失，博物馆馆长亲自坐镇，自然能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与两位馆长产生强烈对比的则是王圆箓道士。1900年，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王圆箓道士发现。可惜，他作为发现者，并没有履行好保护文物的历史责任。1907年到1924年期间，英、法、日、俄、美五国探险家先后到达莫高窟，以多种方式带走经卷、彩塑2万余，其中不少经由王圆箓道士出手。同样作为“看门人”，王圆箓是不合格的。

　　看守好博物馆是身为博物馆馆长的本职工作，可保护文物的责任却不仅限于落在他们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身为中华儿女，保护中华文物，即是保护我们的历史血脉，这是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是看守中华文化大门的“看门人”，不会因为工作差异而有所异同。

　　希望我们文保工作者都能学习这种“看门人”精神。用守护历史的意志，用身体挡住风险的侵蚀，保护文物的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