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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收红包协议”,如何落到实处?
//www.workercn.cn2014-03-06来源: 西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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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保健办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协和医院肝胆外科医生黄洁夫在两会上说: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期下发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执行,病人进院后和医生签个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这种规定科学合理吗?社会上确实存在以药养医现象,让医患双方签不收红包协议书很可笑,医生入职第一天就宣誓过(不收红包)。另外,难道大家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3月5日《新京报》)

    拒收红包协议并非一无是处

    医生收红包问题是医疗乱象之一,其成因复杂。比如有一些医生自我医德沦丧;比如患者在有求于医生的情况下,希望得到额外关照;比如以药养医的总体医疗体制弊病等等。特别是医疗体制中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还需要严肃的法律与精细的制度规定来约束和解决,很难通过医患自律来最终规范。

    因此,让医生和患者之间签订一个不收不送红包的协议,从执行效果上来看,确实很可笑。一方面,对于业务水平一流且医德高尚的医生来说,不收不送红包协议无疑是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亵渎;另一方面,对于医德沦丧者,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又无异于是一个“纸老虎”,没有约束力,起不到督促作用。

    但对于医患签订拒收红包协议问题,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只看效果。除了效果之外,我们需要看到,卫计委要求医患签拒收红包协议的良好出发点;需要看到,道德与自律精神,同样是解决医患间红包问题的重要基础;需要看到,医患拒收红包协议所带来的拒收红包、倡议医德、追求公平等的积极意义。

    至少,签拒收红包协议给医患之间收与送红包的问题定了“不应该”的属性,可以避免“让红包飞”成为见怪不怪的潜规则。这就好比,法律规定了子女要“常回家看看”,我们不能因为执行力度不强,就否认了其明确义务、引导孝心、提倡敬老爱老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样的道理,拒收红包协议的效力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但其显然并非一无是处!(北方)

    一定要刹住送红包的不良风气

    医生拿回扣、收红包,是严重的职业道德败坏和经济腐败问题。但在医生收红包、吃回扣的背后,却有着一部分推波助澜的人,他们抱着“送礼好办事”的“求人”心态,硬给医生塞红包。笔者认为,整治医生收红包没错,但也要刹住病号家属“送红包”的不良风气。

    医生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崇高使命,他们本身就肩负着治病救人的职业责任,往往会本能地、自觉地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笔者曾和一位医生朋友聊天谈到“收红包”,医生很无奈地表示,任何一个病人做手术,他们都会很认真地去对待,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因为,一个手术如果做失败,也就说明自身的医术不过关,等于自砸招牌。往往有一些人硬要塞红包,给医生造成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结果有时候事与愿违,某些患者家属送了红包,亲人的手术还是未能成功。这样一来,医生倍感下不了台;患者家属更是责怪医生收了红包不干事。

    诚然,不可否认极少数医生道德败坏、见钱眼开。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想收红包,恰恰是人们“送礼好办事”的从众心理搅了局。倘若把以药养医、医患矛盾的责任全算到医生收红包上,的确打错了板子。

    规范执医行为,重点治理医生收红包、拿回扣,一个重要而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刹住社会上的“行贿受贿”不良风气。对于行贿者,也不能错过法律的严惩。笔者希望,规范执医行为,不仅要对收红包者问责乃至问罪,对顶风而上的行贿者同样以法理伺候,对这种不良做法予以严肃查处。(王文武)

    治理医患红包还要靠深化改革

    作为国家前医卫高官、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毫不隐晦地炮轰刚出台的医疗举措,还直言不怕得罪人,可谓直面矛盾、批评尖锐。这需要的不仅是胆识,更是胆识背后的实事求是——除了“这是对我尊严的侮辱”外,更多的还在于这样的拒医患“红包”协议,就没有针对医患“红包”的病根“下准药”。众多医卫委员附和,也佐证了这一点。

    一些医生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收红包、一些患者及家属也热衷于送红包,关键还在于医疗资源不足、配置不平衡和医疗信息不对称。试想,如果我们有足够可享的优质医疗资源,病人和家属对病情、治疗足够了解和放心,谁还会在患病需要大笔花费的时候,想着额外再给医生送红包,从而获得或保住所需的医疗资源?

    另外,一些医生之所以敢收红包,完全不顾及医院及自身的声誉、形象和前途,与我们目前的医院管理体制和医生管理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医疗机构与医生的管理办法科学,医生收红包会被追责,甚至还有可能丢掉行医资格,相信所有的医生——即便没有所谓的拒医患“红包”协议,也不会有谁愿意去收,更不存在索要红包的可能。

    还有,就以前防止医疗腐败、医生收红包的规定来看,可谓不止一个,也不可谓不全面和明确,但为什么就是止不住医疗红包现象的泛滥,关键还在于制度实际落实监督不给力,或者配套监督落实的制度跟不上,致使相关规定成了挂在墙上、写在文件里的“纸老虎”。

    很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从长期着眼,持续不断加大投入,配建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外,就目前而言,更亟须采取有效措施,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和信息更透明、更均衡,发挥最大效用;让医生的每一个行为都与自己的声誉和前途挂钩,产生自觉抵制医疗红包抗体;进一步加大落实医疗廉洁自律制度力度,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用严格的监管禁绝医疗红包现象。从根本上说,依靠的还是医疗体制的进一步深度改革。(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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