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蓝天下的至爱·万人上街慈善募捐活动”都会吸引很多市民。（资料）

　　上海慈善事业走过20年。今年5月7日，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20周年纪念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特别主办“上海慈善公益论坛——现代慈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现代慈善发展之路。

　　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面对中国慈善机构总数和规模还处于初期阶段的状况，如何提升慈善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如何为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并提供更多有效供给？如何增强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如何理解以新经济引领的新慈善？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士在论坛上发表了真知灼见。

　　冯国勤（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公开透明是永恒的主题

　　20年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努力让慈善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成立了慈善义工总队，组织了210支慈善义工队伍，注册慈善义工达到48600人。我们募集善款大约77.8亿元，累计总支出是57.3亿元，惠及了近500万人次的困难群体。

　　近年来，我们开始从自己募集资金、运作项目，逐步向募集资金、组织项目、分配项目转变，以项目资金来支持其他慈善机构一起来运作项目，让有限的善款发挥更大更广泛的作用。

　　这几年，民间慈善机构不断涌现，依托互联网的筹款形式和公益运行模式正在崛起。同时，慈善事业可动员的政府资源、企业资源、民众资源不断增加。

　　我们要继续朝着公开透明的方向努力，让公众可以直接查阅信息，专项资金捐赠人随时查询使用情况；继续朝着制度化方向努力，在政府引导和监督下，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更加尊重捐赠人意愿，尊重社会效果；继续朝着联合各界的方向努力，发展和联合各类基金会、草根组织、工青妇组织等，从本质上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努力，调动和启发更多群体参与慈善，发挥慈善水波效应；朝着拓展资源方式努力，结合实际做好资产保值增值工作；朝着法治慈善方向努力，用法律监督慈善规范，用制度激发慈善活力。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大政府向包括慈善公益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并明确提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一改革精神，既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也对各类慈善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截至2013年6月，全国基金会总数已达到3170家，十年翻了4.25倍。而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十年发展到1822家，增长10倍。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在逐渐提高，各类基金会运作的透明度也在加强。

　　但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比如2002年，美国接收社会各界款物捐赠总额高达3162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2.0%；同年我国接收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却只有817亿元人民币，仅占全国GDP的0.16%。

　　差距促使我们审视一些问题。比如，慈善公益组织的总量还不够多；募款机制有待完善；慈善公益组织“行政化”问题依然突出，专业服务能力有待提高；慈善公益组织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有待加强；国家对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与财税支持水平有待提高，监管水平需要进一步强化。

　　吕朝贤（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

　　用制度规范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做慈善不容易，台湾失败的案例很多。就拿一个帮助残疾人的组织来说，一家餐厅雇用残疾人生产面包，没几年就面临破产危机。社会投资做慈善时，光有爱心还不够，还要引入市场思维。非营利组织最不够之处就是“良心太大”，但缺少专业，制度设计也不够完善。

　　目前的社会企业有多种形式，打公益名称的社会企业很多，但往往旗号打得越响亮的实事做得越少。怎样区分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台湾的方式是不针对组织做免税，而是针对行为。从事商业行为的要扣税，社会慈善企业做的是经营行为，就必须缴税。台湾一些自律程度高的组织会把自己年度运作的经费到网上公告，还会把募款放在网页上，这些募款计划需要政府相关的单位核准，用制度来保障行为规范。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

　　新公益、新体制和新社会

　　“新公益”有几个特点：一是跨界化，社会企业首先打破了“界”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慈善，是用企业做慈善、用市场机制做慈善；二是去中介化，传统的公益是中介，公益项目也是中介，但互联网“微公益”是个平台，让直接公益成为可能；三是自主体化，“我就是公益主体”，既是捐款人，也是受托人、受益人，每个人都变成了公益主体，微公益、免费午餐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全过程透明，传统公益领域的“透明”是一个瓶颈，因为全透明的环节太多，成本太高，但手机互联网公益就可以做到。

　　扶持新公益的新体制建构已经开始了。十八大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提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概念，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还提出社会共治的概念，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这表明，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新的体制可以让新公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还在进行新社会的建设，这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系统进一步发育和发展的过程。新社会是以利益为主体的市场体系，从权力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系统，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新社会还涉及新经济这个概念，在交易型社会中，其资源不仅通过市场进行配置，也通过一种志愿和公益系统进行配置。它带来的新社会关系系统，以信任、以网络化、以利他为纽带。新社会的核心要素，肯定不是利益、不是权力，究竟是什么还需要探索和思考。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善经济”时代，慈善更有力量

　　什么是“现代慈善”?它一定是组织慈善，这个组织是开放的，有现代治理架构，能够凝聚人，并不是很任意地直接到街上请人捐款那么简单。现代慈善的第二个标志，一定是能够做大，有影响力，可以被称为“工程性”的项目；第三，是专业慈善，要提供很多各式各样的服务，拥有完善的服务体系，拥有一大批专业人员；还必须是“服务在岸”，渗透到学校、家门口，距离人们很近；最后，现代慈善一定是金融慈善，不仅是捐款，更多是投资，把慈善和现代金融体系结合起来。

　　我们要使慈善有力量，让社会问题引领慈善改革的方向。把公益慈善放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功效上，让慈善真正有成效。

　　上海急需做一些高端、有品位的引领性慈善项目。譬如牛根生正在内蒙古和北京投资建儿童博物馆，从事儿童教育。这样的项目，上海的慈善组织也有条件去做，我希望走过20年的上海慈善基金会，继续为国家奉献，引领更多人，把慈善品位做得更高，引领得更远。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让“公益经济”得到有效供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公募基金会和获得公募资格的慈善会快速发展，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几年，各类公益社会组织发展很快，但经济份额却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式微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有效供给的不足。社会组织在国民经济统计序列中属于服务业，公益经济能为国家经济贡献什么，怎么样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增加公益经济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过去，社会组织面临登记注册难的问题，现在四类组织可以直接登记，突破了“合法性”瓶颈，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空间。最重要的是落实免税政策，扩大公益财源，把制度的“闸门”进一步打开。还要从制度层面上优化，鼓励公益创投，增加投资建养老院、建学校等等。除了制度供给，还建议增加人力资源的供给，通过培养人才来提高组织的服务能力，增加从业者收入，创造好的服务。

　　我希望上海慈善基金会不仅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同时也营造一个生态系统，让慈善环境越来越完善。

　　陈启伟（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

　　慈善理念需由表及里

　　媒体除了履行舆论监督这份职责之外，还要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关注社会好的故事，多讲社会好的故事。

　　在公益慈善事业全面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时候，媒体应该不仅仅是旁观者，同时也应该是参与者。目前上海许多媒体正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媒体的公信力进行资源整合，让媒体成为一个平台。我们在一些线下活动中发现，一些公园、花卉展，动辄吸引几十万、上百万人次，这些活动都可以作为慈善的平台，把劝募引入这些场所，通过慈善组织和媒体的参与，让更多市民参与。

　　在中国，慈善有时还停留在“门面的慈善”层面，募捐、做慈善被一些人看作“表面功夫”。希望媒体的宣传，让慈善理念由表及里，让慈善之花在人们内心深处绽放。

　　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有两个字是“友善”。让我们把“友善”再放大，放大到慈善，再放大到更具体化的报业的“善报”精神，希望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把专业的慈善公益人士和媒体黏合在一起，让慈善理念融入人们血液中、最终进入基因。如果每个人都把慈善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把慈善作为一生理想追求的一部分，那社会就会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