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莫 漫画

    5月11日，200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袭击深圳，这座年轻的现代都市在30多年的时间里，陆续修建了13700多公里的下水道，却依然在暴雨面前不堪一击。初步统计显示，暴雨中当地150处道路积水，20处片区发生内涝，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约2000辆汽车被淹。据介绍，深圳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是按照一年一遇来建设的。一年一遇的标准相当于每小时降雨强度约为50毫米，当然无法应对11日巨大的降雨量。（5月12日《羊城晚报》）

    关涉“城市良心”的规划建设

    岂能用“一年一遇”来糊弄？

    “武汉看海”，“杭州看海”，“北京看海”，这次又逢“深圳看海”。近些年来，每逢夏季，常见有关“城市看海”的新闻报道，不仅是交通受阻而汽车被淹，更有人员伤亡，却鲜见这些城市的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有关“城市治涝”的工作报告。

    仅仅才是“2008年以来最大”，就有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约2000辆汽车被淹，还有“航班延误”和“高速关闭”，“深圳就像乱了锅”；其实，这些年来，深圳也曾遭受过多次暴雨涝灾，而作为一座新兴现代化的“副省级”城市，人们却没有见到“有病早治”，而是“一拖再拖”，其他诸多城市，也是同样一个“拖”字诀。

    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只讲“面子”上的“高楼之高，道路之宽，广场之大”，却很少顾及“里子”。而深圳大部分排水管道按“一年一遇”标准建设，且一遇暴雨便“不堪一击”；更为糟糕的是，每遇“城市看海”之后，总是“看了，看了，而不了了之”，总是新闻报道之后“报了，报了，再无下文”。

    或许，包括深圳在内，很多市长会说，城市排涝工程，不是我们不想解决问题，而是“财政缺钱”；不过，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一是“缺少法律”，二是“缺少规划”。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是面向广大城乡的，至于城市防洪，相关规定还不够明确具体。不说全国，起码是地方人大应尽快出台各自的“城市防洪条例”；其实，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城市防洪早就有法可依，日本就颁布了专门的《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排水能力都有严格规定，并做过多次修改，自1970年沿用至今。有了法规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有高标准的“防洪规划”，或“50年一遇”，或“100年一遇”，雨水越多的城市，防洪的“门槛”就该越高。

    再接下来就是“付诸行动”。这其间，不该苛求我们的政府“一步到位”，但应着手解决“轻重缓急”中的“重”和“急”。譬如说深圳，这次暴雨“CT”出来的毛病有“约150处道路积水”、“约20处片区发生内涝”，起码应在最近一两年内按规划“工程到位”，以确保若干年内再遇洪水不再“成灾”，随后，再有面上的“分步实施”。言而总之，既要有“时间表”，更要有“线路图”。（张传发）

    城市规划建设

    最需要的是“下水道市长”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过，如果你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怎么分辨它是否发达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来一场大暴雨，下它两三个小时，然后你拿把小雨伞出去溜达，如果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这一段文字很经典，中国的确是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到城市里去“看海”。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座窗口式的现代化都市里，下水道方面的缺陷让这座城市露出了“现代化西服”下的“底裤”。深圳官方对此的解释是苏联模式“惹的祸”，这样的解释虽然让人感觉错愕，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在下水道建设方面，国内很多地方都是沿用“苏联老大哥”的理念和理论。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初期也是采用了苏联的城市建设理念。而苏联的地理环境是地处高寒、降水量小，中国全盘复制他们“地下管网式”的排水设计，就遗留下诸多问题。

    然而原因正确并不代表着事实合理，雨果说“下水道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良心”，此言非虚。一个有良心的人总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完善的排水系统则是应对暴雨袭击最有力的途径，以深圳为代表的这一批城市知道苏联模式的短板，却没有做好改善预警，由此才给自身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城市管理者的“良心”何在？

    深圳一年一遇的排水系统是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对于一年一遇的大雨难以抵御。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城市经济发展，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之时，排水系统却依旧停留在苏联时期，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长期以来城市建设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观念，排水基础设施建设属“地下”范围，相关政府部门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自从北京的那场“遥远”的暴雨风波之后，中国城市需要下水道市长的呼声越来越高，官方层面应该给予积极回应。我们也应该看到，排水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见证，正日益被各个城市建设者所重视，其在城市基础设施中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从饮用水的污染，到不断发生的城市内涝，排水问题已经与人民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密不可分。

    而历朝历代，“争言水利”，治理河道，防患洪涝之害，都是吃苦出力的事，这就需要有担当的下水道市长。基于此，有关部门应当纠正偏颇的政绩观：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良心，评价一座城市的优劣，不能只看地表，更要看地下。“只看地表，不看地下”，恰恰正是我国城市频繁发生内涝的症结所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偏，面对太多历史欠账，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善待“城市的良心”。（钱兆成）

    解决城市“内涝”要综合治理

    “地下”“地上”一起动

    一场暴雨让一个城市“瘫痪”，不单单发生在深圳这样的年轻城市，近年来，随着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武汉、广州、杭州等城市频繁遭遇强暴雨袭击，引发严重内涝，可说是“逢雨必涝，遇涝则瘫”。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对351个城市进行的专项调研结果显示，2008年—2010年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其中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国内城市带有普遍性的“遇雨必瘫”现象，其原因被公众直指为“地下管网”问题，如多数内地城市地下管道设施仿照苏联模式建设，在50年代广州等南方城市还专门聘请苏联专家参与，这或是直接导致城市内涝的最主要原因。在如何解决问题上，有人就此指向了城市地下管道的改造问题。

    但在笔者看来，将一个城市的下水管道进行重新修建改造，打破旧的地下管网建设格局、改建成基本适合“现代天气征候”的地下管网，谈何容易。以深圳为例，在30多年的时间里，陆续修建了13700多公里的下水道。要真正彻底告别旧的模式，绝非一日之功，不仅会耗费更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实际上让一个“不适合的下水管道”推翻“重来”，也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笔者看来，解决城市内涝需要“亡羊补牢”，但未必非得对旧有模式“全盘否定”。一方面，旧的苏联的下水管道设计标准，仍有一个“局部适合”和“局部时间适合”的问题，一些北方城市就不必要因此“大动干戈”，部分南方城市遇到的暴雨浸城现象，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也会区别“轻重”，能否“解决重点”？在城市频繁发生内涝的“重点部位”重点“动手术”？而不是全部“动刀”？第二，真正解决城市内涝，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必然是一个既紧盯了“地下”，也关注和解决好“地上”的通畅与否的问题。

    一个城市频繁出现“内涝”，除了遇到的“多少年一遇”的大雨因素之外，还与城市地上设施和地上排水设施不力有关。武汉市水务局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近50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若以湖泊平均深度1米计算，被填占湖泊的蓄水容量，高达2.3亿立方米，超过2个东湖的容积。科学资料显示，那些被填占的湖泊，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蓄洪纳渍。湖泊被填占，调蓄能力大大降低，一旦出现较大降雨，渍水没有出口，自然便会淤积陆地。我们不难看到，湖泊被填占后，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房地产项目开发。淹没小区，隔断道路，与其说是渍水在抢人的地盘，不如说渍水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家园，在向我们声索本应属于他们的地盘。

    其二，解决城市地上排水，与城市绿地植被有密切关系。以深圳这样为代表的“内涝”城市，有多大的绿地面积？又有多大的“控水”能力？其实都值得怀疑。因为，城市建设过程中，不仅“地下”排水设施不到位，其地上设施和相关“锁水”设施同样极度欠缺。因此，造成深圳这样的“内涝现象”，绝不仅仅是“地下”设施不到位这个单一因素造成的。（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