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烟民不降反增倒逼立法控烟

　　截至目前，我国15岁以上成人吸烟率并未降至四分之一，仍近三成，吸烟者已达到3.16亿。最近五年中，我国烟民反而增加了1330万。

　　年年喊控烟，岁岁控烟难。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已生效多年，但因为至今仍无一部专门的控烟法律，导致控烟之路举步维艰，全民吸烟率居高不下。

　　在我国，因吸烟引起疾病死亡人数占12%，超过艾滋病、结核病、交通事故和自杀人数的总和。由于吸烟危害的滞后性，预计到2030年，每年将因此致死200万人，占死亡总数的33%.

　　不可否认，中国是世界上烟草产销最大国，还是控烟力量最为薄弱的国家。青少年不仅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卷烟制品，而且身边永远不乏示范者和怂恿者。

　　必须正视的是，有关部门控烟不力，除了立法滞后、措施偏软、烟草文化根深蒂固、国人控烟意识不强、戒烟积极性不高等因素之外，更与只注重控制消费者吸烟，而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疏于防控和管理有关。众所周知，烟草行业是支柱产业，是地方GDP中的“金字塔”，更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政府强力庇护下，管理部门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监管。

　　因此，要想控烟出实效，必须打破地方壁垒，宁可不要这高耗社会成本的GDP，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应尽早出台全国性的控烟法律，所禁场所要具体，执法主体要明确，处罚措施要强化，处罚标准要量化，告别控烟立法的纸上谈兵。

　　——张西流

　　短评

　　租友回家过年不靠谱

　　春节临近，一些适婚族想到过年回家又将面对亲友们轮番“拷问”或相亲“轰炸”时，便胆战心惊，甚至患上节日恐惧症。

　　社会文明虽不断进步，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传统文化，仍然受到一些亚洲国家高度重视。就拿中国式逼婚来说，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孝道传统思想息息相关，这种依附于传统观念的父辈期待与年轻人面临“结婚成本高”“合适对象少”等现实压力形成强烈反差。“租友回家过年”成为当今单身年轻人无奈的选择，但同样也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尴尬，存在诸多隐患。

　　从法律角度讲，“租友回家过年”这种行为不仅承载着伦理道德的谴责，而且还违背了法律精神。首先，人不是商品，人的身体不能拿来出租，这种租赁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双方之间即使有协议，但这种协议既非雇佣或劳务关系，也非租赁关系，双方协议无效因而不能获得法律支持。最后，即使双方有所谓的承诺，但感情与商品关系的错位，协议压根儿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双方当事人无以兑现承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租友回家过年”是在多重的心理矛盾下，产生的一种并不慎重的行为，可谓是一种心理病态。正是因为有这种矛盾，更应与父母坦诚地沟通，让亲人分担和缓解这种压力，而不是欺骗或消极地逃避现实。

　　“租友回家过年”看起来很美、听起来时尚，但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建立在真实感情的基础上，对于情感观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来说，须懂得自爱，懂得珍视爱情与婚姻。同样，父母也需要反思“租友回家过年”潜在的危机，倘若在履行租友协议过程中出现人身财产损失或其他不可控的事情，任何一方都真得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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