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贵州毕节一名普通农民张光祥因涉嫌一起抢劫杀人案被捕。在看守所，他遭到了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并被一审判处死缓。经三次上诉，最终无罪释放。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光祥说：“我当时只有早点承认，才不会死在看守所。”（5月11日央视《面对面》）

    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天就塌下来了。张光祥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谁来负责？

    张光祥的遭遇，让我们很容易想到以强奸致死案服刑近10载的浙江张高平叔侄，想到赵作海、佘祥林，甚至聂树斌……早在1953年，当时的公安部就提出不得刑讯逼供。但在现实中，一些人认为不刑讯逼供就拿不到证据，就不能快速破案，不刑讯逼供就不能捞取政绩……刑讯逼供大行其道还与违法成本过低，以及辩护律师不在场、审讯时不全程录像有关。

    张光祥沉冤昭雪是第一步，更须追问，是谁制造了冤假错案？如果只纠正冤假错案，而不依法处理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既是对法律的二次伤害，也无法显现震慑性效果，更不要说告慰蒙冤者了。以张高平案为例，他出狱后受访时坚决表示：“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同样，对张光祥刑讯逼供的都是哪些人？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为什么冤假错案那么多，不正因为一些人办错了案却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实际上，不可能所有的命案都能侦破，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减少冤假错案，还需确保司法独立。法治时代，绝不能容忍刑讯逼供：“我当时只有早点承认，才不会死在看守所”，这是法治社会的耻辱。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正义不仅应当得以实现，而且当以人们看得见、能认同的方式实现，更不应总是姗姗来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