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公交车燃烧事件，犯罪嫌疑人被圈定在一个叫余跃海的人身上。据说，余跃海大约20年前是内江的一名教师。20年前，余跃海跟风办理停薪留职下海做生意。

    从曾经的老师到凶手，余跃海似乎又触发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这些人总是能从一个极端个案中发现社会的不是，总能找到杀手冷血中的温情，总能在一片谴责声中发出一点别样的“醒世警言”。

    这20年里发生了什么，我想此时必定有很多记者在调查，相信要不了多少时间，各种版本的故事就会见诸于媒体。就像他们对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凶手陈水总做的事一样，记者想挖内幕的心态可以理解，但他们常常在故事的叙述中迷失了方向，费力去构造放大一个人的极端情绪，丢失了媒体的底线。

    余肯定是有故事的人，这从他刻意寻找的作案目标上就感受得到。为什么选择公交车，而不是别的公共场所，显然是因公交车相对密闭的环境容易造成重大伤亡；而选择在放学和下班高峰期下手，显然，他是想造成更大的伤亡，让一车人为他陪葬。他不想静悄悄，他想扩大影响，并进而造成社会的恐慌。这符合一个恐怖分子的逻辑，没有特定目标，也没有对象的选择，没有男女老幼没有贫穷富贵之分，眼里只有杀戮。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一个人绝望，所有人都不安全。

    他是想这种方式强逼社会关注他的经历，而媒体的炒作正中他的下怀。

    究竟是什么激发了余跃海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伤害社会，还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地调查，作为犯罪学上动机的调查是有意义的，可对社会而言，余已经没有了谈论价值。

    既然他是想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可以随意牺牲丢弃的一个工具，达成他所谓的目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如愿呢？这岂不是在变相鼓励那些有极端思想的人？事后长篇大论，说沉重说无奈，事前为什么不能帮助他阻止他犯错，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伪善？

    这并不意味着在回避问题，这个社会是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矛盾还很突出，有些地方个人诉求难以得到伸张，可没有任何诉求能够凌驾于生命权之上。余也许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的不满和情绪，如果他愿意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会得到同情、理解，也许还有支持，可当他主动伸出罪恶之手时，任何诉求已经不重要，他只会被当作社会的公敌，记录在社会的法治进程中。

    社会应该传递出一致的声音：把气撒在无辜人群的身上，试图用制造社会恐慌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会更激发社会的痛恨。我们没有耐心听他的后续故事，也对他遭遇了什么不感兴趣。对于这样一个杀人凶手，重结果不问动机，司法审判是这样，舆论审判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是非判断，也会误入歧途。

    我们只有用更坚决的态度、更好的防备、更有效的介入来应对，让他们的极端行为失去他们眼中的价值。与同样造成重大伤亡的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和厦门公交车纵火案相比，宜宾这辆公交车窗能打开，乘客还有跑的机会，这是此次事件唯一让大家感到欣慰的地方。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也许杜绝不了一些极端行为，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不让这种行为伤害到更多的人。比如起关键作用的安全锤、防止车子一烧就着的阻燃材料的使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