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传来了吉尔伯特·卡普兰离世的消息。他曾是华尔街功成名就的出版商，当讣告传来，他被视为一位著名指挥家，并以对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专注演绎而被古典乐迷铭记。伴随着他的去世，有关这位“业余”指挥家的传奇故事就此宣告结束。他留下的是百余场登台指挥的记录，他的三张唱片目前有两张绝版，乐迷想找到可不容易。

　　放眼音乐史，以玩票路线站上指挥台的先例并不少，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已故索尼公司前任总裁大贺典雄都是著名的榜样。但若论名望和成就，卡普兰显然更胜一筹，至少在他去世时，绝大部分媒体都在文化版面对其进行报道，这说明他作为一名音乐家的身份早已深入人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影响力比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职业指挥家都要高。毕竟，能够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灌录马勒的交响曲，并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登台，是很多指挥家梦寐以求的荣耀。

　　卡普兰的故事与执念有关。他在一场犹如电击般的音乐会后迷上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并为此作出了大胆的选择。这是人生中的典型时刻，人们总是被偶然触及的事物吸引，继而产生狂热的痴迷，并思考是否要将整个人生作为赌注，持之以恒地为其倾注时间、精力、心血，当然还有金钱。大多数人紧踩刹车，重回老路，而卡普兰则选择一往无前。当然，前提是他有足够的资本这样做。

　　这个出生在中产阶级精英家庭的纽约男孩，27岁就创办了日后极负盛名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由此成为一位华尔街骄子。在事业的巅峰期他卖掉杂志，早早过上了度假般的生活，全然一位人生赢家。他没有再追求更大的财富和声望，而是钻进了与作曲家马勒有关的文献、总谱、书信和日记中。他严格考证乐谱，修编并出版文献，登台指挥则是这种探索的延伸。

　　这样的行为阐释了一个严肃的艺术问题，那就是在作品和演绎作品的人之间，到底谁更重要。卡普兰明显选择了前者，他甘愿做音乐的奴仆，不惜暴露自己在指挥技巧上的缺陷，甚至被乐团的乐手当面讥讽。我从视频影像中看过他的舞台表现，动作不够潇洒，神态也较为压抑，没有自由的个人宣泄，全然像个苦行僧，仿佛在艰难地完成着某种神圣的使命。

　　卡普兰的故事不仅动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亦十分励志。它说明只有努力工作，才有可能用更多的时间追求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卡普兰做到了，虽然一曲总有终了时，但他肯定死而无憾。（许渌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