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关于医德沦陷的新闻不断：在华洋药企“贿赂门”迷雾重重，陕西富平产科医生贩卖新生儿案更是触目惊心……而这些，无疑都让人们产生一种焦虑：我的健康该托付给谁？

    深处医德丧失的焦虑感中，我想起了家乡的一名乡村医生，他的转型之路，或多或少可以管窥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坍塌过程。

    乡村医生姓刘，与父母是同辈人，打小时候我便叫他刘叔叔。那时候，医生在乡村是相当体面的工作，不仅仅是因为不用下地耕种便能过上宽裕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还能得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敬重。行走在村庄，向来尊崇仁德的村民都会虔诚地问声好，他与乡村的教师们享受着同样的礼遇和极高的荣誉。

    村庄里的人们祖辈务农，风吹日晒打造出一副好体格，即便是生病，也多是风寒感冒，少见重病恶疾。从卫校毕业出来的刘叔叔，虽然医术称不上面面俱到，但应付起这些来，倒也游刃有余。重要的是，他生活在大伙儿的身边，随叫随到，村庄有他在，村民们心里都踏实。

    这种踏实，是建立在绝对的信任之上。那时候的村民不会想到，今天的医生竟然还能够利用这种信任谋取暴利，甚至不惜干起贩卖人口的勾当。村医刘叔叔看病，基本上都是对症下药，对症下最实惠的药。甚至很多时候，他还会充分利用当地的中草药资源为乡亲们节省医药费，金银花、鱼腥草……能为患者省的，尽量为患者省。

    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保持下去，90年代中后期，他的乡村行医生涯走向终结。一方面，是医职人员的规范化，作为“赤脚医生”，他的行医资格受到了质疑。规范化当然是好事，只不过对于理论基础缺乏的乡村医生而言，要考取这种资格，难度不小；另一方面，是“打工潮”的浪潮开始冲击村庄里每个人的生活，村庄的价值观念也渐渐地变得功利，他们不再崇尚仁德，而是一切“向钱看”，观念的改变恐怕也颠覆了他悬壶济世的信仰。

    很快，他离开了村庄。一开始是抛弃了手艺，去了广东的制衣车间，以求挣得更多的人民币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后来，据说又干起了老本行，在广东的一些药店里帮忙推销药品，挣钱供养正在念书的孩子。他很多时候都流露出一种愿望：希望儿子能够考个好的大学，能够找到一份体面有尊严的工作，告别那颠沛流离的生活。

    自从他走后，村庄里办起来挂靠在乡镇卫生院下面的诊所，村民看病虽然也还方便，但看病的费用却翻了好几番。得个流行感冒，不挂几瓶点滴恐怕是好不了的。面对昂贵的医药和治疗费用，村民们往往会怀念村医刘叔叔，并且疑惑：那时候不到几块钱都能治好的感冒，为什么现在非得花上几十上百块呢？难道，此时患的感冒与彼时患的感冒有所不同？现在的感冒更难治了？

    今年上半年回家，碰到了成为过去式的乡村医生刘叔叔，岁月的流淌，已经在他的眼角留下了不少沟壑。他告诉我，厌恶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已经回到乡镇卫生院上班了。在他的嘴里，再也很难听到家长里短，而是医院里的明争暗斗：医院里是怎样吃药品回扣的，医生又是怎样的不负责任……从他的话语里，医者再也不是仁心仁术的承载者，而是成了商人和政客，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发财，病人在他们手中，不过是挣钱的肉票，健康在他们眼里，更近似于勒索的工具。

    诚然，赤脚医生、乡村医生是要走入历史的，毕竟民众的健康需要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环境。但从当下的医疗环境来看，医疗真的走入现代化了吗？楼房、器材现代化了，仁心医德却沦陷了，如此，民众的健康何处寄托，何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