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他看到一种令他惊异的生活方式：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从中国革命家极其简朴的生活中，斯诺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东方魔力”，并说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

    “东方魔力”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的希望，是因为党的领袖对俭朴生活甘之如饴，为的是千百万人能过上幸福生活。革命时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熬制硝盐、打井抗旱。这些无不说明，优良作风往往是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得最高，为群众实实在在谋利益。相反，不良作风则常常是把一己私利举过头顶，事事处处都以谋一己之私为出发点。

    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实质上都有“利益”的幽灵在作祟。比如，无论是不计成本地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千方百计地装腔作势、有名无实，都是为了个人图虚名、获实利；不管是贪图安逸、饱食终日，还是纸醉金迷、朝歌夜弦，都是为了自己得实惠、图享乐。“四风”问题的种种具体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视群众利益，而为自己谋利。

    事实上，中央剑指不良作风的不少举措，都是从触动利益的角度切入的。中央“八项规定”明令禁止公款吃喝，要求厉行节约；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这样的严规堵住了一些人的“小九九”，打碎了一些人的“小算盘”，倒逼一些干部破除一己私利、维护群众利益。然而，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人还没打算触动利益这根“弦”。

    在一些人看来，不管是形式主义风，还是官僚主义风，说说可以，但要影响到精心设计的自我形象，甚至影响到乌纱帽那就不行；享乐主义批一批不是不成，奢靡之风检讨一下不是不行，但要触碰到自己享有的福利、待遇就万万不可。如果把精力都陷在埋头苦干上，泡在打基础的工作中，秀不了政绩，好事可能就轮不上了；如果把时间都用于下乡，耗在基层，就没有时间搞联络，结私谊，久而久之自己关系网就织不成了。可以说，破除“四风”之难，难就难在其潜在的种种利益输送，已经固化为某些人的“盘中餐”，触动这些必然会遭到阻挠和反对。

    从这个意义上，解决“四风”问题，触及思想固然不可或缺，触动利益同样至关重要。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解决“四风”要起到“出一身汗”的效果，就要从既得利益上开刀，对脱离群众的特权“零容忍”，触动那些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摈弃那些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干群关系的官场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