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叫《极乐空间》的科幻片在国内上映，它是执导《第九区》的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在这部大量使用手提摄影的科幻片中，依然讲述了两重世界的故事。在未来世界，地球变成了人口过剩、垃圾成堆的贫民窟，而富人们则逃离地球，在外太空建立了一个“极乐空间”。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绿荫婆娑、高度发达的世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无不向往那样一个遥不可及的天堂。一个在给极乐空间生产机器人的工厂里上班的工人马克，因工伤被感染，只剩下五天的生命，他发起了“偷渡”极乐空间的逆袭之旅。结尾处马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并格式化了极乐空间的操作系统，从此极乐空间向地球人敞开了大门。这确实很像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值得关注的不在于好莱坞个人主义英雄再一次拯救了世界，而是世界被想象为富裕和贫穷的两极世界，一个19世纪的人类图景再度重现。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有一部法国、加拿大联合制作的科幻片《逆世界》也讲述了类似的两重空间的故事——繁华富丽的上层空间和肮脏贫困的下层空间是两个彼此平行、相向而立的世界，连接两个世界的是一处叫通天塔的跨国公司。与《极乐空间》中地球人急需享受上层世界的免费医疗不同，《逆世界》则是来自下层的草根男爱上了上层的白富美，当然，结尾也采用了逆袭成功的大团圆结局，这符合商业电影充当白日梦的功能。

    与这样两部西方人拍摄的科幻片不同，近期还有两部亚洲电影用现实题材的方式也处理了相似议题，一部是韩国暑期上映的讲述恐怖袭击的电影《恐怖直播》，一部是2012年在印度上映的以纳萨尔派游击队为原型的影片《无法避免的战争》。

    《恐怖直播》也采用手提摄影营造紧张气氛，场景基本上就是一间狭小的演播室。工作失意、与妻子离婚的男主播意外地与汉江大桥爆炸案的恐怖分子电话连线，于是，一场关于恐怖分子的现场直播成为最引人关注的媒体事件。就像布洛姆坎普的《第九区》中人类管理员在身体变异中理解了被囚禁的外星人的悲惨境遇一样，以为拿到独家新闻即将升职的主持人尹荣华，在与扬言要继续制造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周旋的过程中，逐渐从不顾民众死活的总统、飞扬跋扈的警察局长、只关心收视率的媒体上司的世界中清醒过来，最终认同了这个替在工地务工的父亲索要总统道歉的恐怖分子。

    如果说《恐怖直播》呈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达社会，依然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弱势群体找回尊严的问题，那么，《无法避免的战争》则讲述了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的反政府游击队的故事。影片以警察安插在游击队里的卧底卡比尔从为警察卖命到认同游击队的理念为线索，正面阐释了为何游击队与警察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也反思了政府与企业联手推动的工业化项目及其发展主义逻辑——不仅无法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反而使他们变成失地农民——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发展困境。

    上述四部影片虽然风格各异、题材类型也不同，但它们却讲述了平行世界的故事。在全球化时代，这样两种泾渭分明的世界不仅存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而且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就像《无法避免的战争》所揭示的那样，政府、企业、警察所代表的城市文明和暴力、贫穷、落后所表征的乡村世界是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样两重空间的出现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全球产业分工有着密切关系。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世界把制造加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随之在欧美世界出现了一个去工业化的消费主义时代，正如《极乐空间》、《逆世界》、《恐怖直播》中所呈现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上层世界既绿色又环保，而那些承接工业化产能的第三世界则变成污染严重的代工工厂，工人成为下层世界的代表。如果说上层世界代表了消费的、物质丰裕的世界，那么下层世界则处于生产性的、被忽视的空间。

    尽管两个平行的世界借助通天塔来沟通，但是两个世界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偏见和怨怼，就像《恐怖直播》中那样，没有谁会认真对待一个工厂工人的威胁，没有谁真正关心大桥上人质的安危，包括电视主播在内都想从这样一次“电视真人秀”中捞到好处。

    这四部电影的共同启示在于，它提供了平行世界之间的几种可能关系：第一种是最乐观的，《逆世界》中草根通过努力在上层世界与心爱的女孩喜结良缘；第二种是最有想象力的，重新改变《极乐空间》的操作系统，让两个世界融为一体；第三种是最恐怖的，《恐怖直播》中无助的弱势者发动个人恐怖袭击；第四种是最绝望的，就是无法避免的“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依然没有走出19世纪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