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纽约的地铁站台等车，一名男子凑近我，亮了一下警徽，小声说：“我是警察，跟你问个事儿。上周五有人在这儿被推下站台，你当时有没有在现场？”我有些吃惊，同时摇摇头：“没有。”

    这是位便衣警察，手里还捧着一叠纸。我要过来一张，上面写着：11月22日，有人被推下地铁，严重受伤，现警方正寻找目击证人……我问他：“这里没有监控摄像头吗？”他摇摇头。

    难道纽约的地铁硬件如此落后？事情并非如此。我住在纽约近郊的一个小镇，小镇警长下个月就要退休了，他在镇管理委员会的会上，希望推动完成其多年愿望——在小镇主要街道路口安装监控摄像头，费用总共25万美元，从居民的税收中支出。争论的重点不在钱，而是很多居民担心因此失去了隐私。纽约地铁没装监控摄像头，也是这个原因。

    从安装一个摄像头的波折，也许能了解，在美国的“棱镜计划”被曝光后，美国人的矛盾与纠结。在地铁安全、小镇治安与个人隐私之间，多数美国人还是会偏重后者。在他们看来，被人推下站台只是小概率事件，毛贼入室盗窃、开走屋外汽车，这种损失和失去自由的危险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如果涉及恐怖事件，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呢？“9·11”事件以来，从火车站里全副武装的巡逻士兵，到机场“无微不至”的安检措施，美国防范恐怖袭击这根弦随时紧绷。但是以让渡隐私权的方式来换取民众安全、国家安全，这当中的“度”如何把握，尤其是，如何约束好政府公权力不被滥用？

    “我能接受安全部门监控通信等方面的信息，但反对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公权泛滥、肆意而为。”我的邻居是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做了个假设，像“水门事件”这样由总统直接授意的监听行为，如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美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美国《赫芬顿邮报》也发现，48%的受访者认为，通过监听搜集情报的做法，本身也应受到进一步监管。相信许多人都看过电影《真实的谎言》，施瓦辛格监视他太太是否有外遇的片段，肯定使观众心有余悸。而“棱镜计划”所揭示出的一切，让人们真切地认识到，这些担心绝非只是想象。

    一方面是公众期待政府严格界定安全监控的边界并诚实地遵守规则，一方面是政府希望不断扩大自身权限却又不愿接受监督，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么公正坦荡。拉姆斯菲尔德的例子就很典型。当他还是国会新人的时候，曾极力推动信息自由，甚至为此加入民主党的阵营，批评政府封杀公众知情权，为民意鼓与呼。后来他做了白宫幕僚长，“屁股决定脑袋”，马上反过来抵制《信息自由法》的增强修正案；当上国防部长后更是设定诸多“国家安全”特限，对于“9·11”之后的反恐行动和伊拉克战争等政府信息，始终摆出强硬的保守姿态。

    “棱镜计划”让美国政府声名扫地，那些被监听的民众乃至各国政府更是触动深刻。随着网络时代呼啸而来，个人要守住隐私是何其之难，无论是为公共安全让渡自身权利，还是在不知情间遭遇各种有预谋、有组织的偷窥和监控。当公民不得不以越来越透明的姿态生活时，他们对强势一方的政府部门，自然也会提出越来越高的信息公开要求。否则，谁知道华盛顿那些法力无边的情报部门，会打着安全的旗号干出什么骇人听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