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转型，须从善的方面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尤其是挖掘它与人类共通价值并行不悖的原创思想。这关乎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100年来，中华民族翘首期盼的，应不仅仅是器物现代化抑或生活之富足，而是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的社会。

    1923年，梁启超论述50年间中国走过的路，把它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方面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方面根本感觉不足。这确是我们民族觉悟的三个阶段，但当中有一个大失误，就是认为中国补上这些不足，唯有走全盘西化的路。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老民族，完全用拿来主义办法，是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历史进化，缺不了一门工夫：解释学。西方的近代之路怎么来的？很多人忘记它先后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文艺复兴，通过祖述希腊，走出中世纪；一个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核心价值融入资本主义伦理。这两件事，使西方打通了自己的古代、中古和近代文明。不独西方，其他近代化之路走得扎实的地方，也都不曾将传统打烂。我们左近，有日本可以观察。

    莫非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不是。春秋战国，是运用解释学衔接过去与未来的典范，孔子就是一位解释学大师，他通过“述周”，为中国后来领先世界的两千年农耕文明奠定基础。秦代大斫伤后，汉儒又出色地完成了文明接续任务。已经嗅到近代民族国家气息的宋明两代，也是解释学重镇，而着手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的新儒学建设。

    说起来，20世纪中国对自身传统也并非不曾尝试新的解释，但在全盘西化思路下，一是专挑中国文化坏的方面来解释，二是专把中国文化往坏里解释。终迄“文革”，这种思潮达到顶峰。

    抹煞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认为它只有消极面，造成一个困难，一种矛盾处境。一方面，更好的社会绕不开人类共通价值，另一方面，此类价值却被指为中国所天然匮乏。于是，在中国讲民主、个人尊严、精神独立等，变成了申张西方话语。美之者如此，詈之者亦然。

    这是我们奋力向前的大障碍。中国要将社会改进目标从生产和技术的发达或国力强盛层次，提升到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这种“好社会”层面，非得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使之不外在于人类共通价值；明确那些话语非西方话语，而是中国精神资源所固有。

    这不是搞廉价的“古已有之”。人类共通价值根植于普遍人性，本非一时一地、个别民族个别文化所独有。其次，中国文明既然数千年傲立于世，乃至是唯一从古代延嗣于今、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则必有厚德善因，必有其正大轩昂的道理。诚然，历史上我们曾顿挫、停滞，以至有朽腐窳隳的段落。但是，讳疾固不可取，隐善扬恶又岂宜乎？良则良，莠则莠，理应分别论之。“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从孔子起，倡文明、反野蛮，始终是中国历史主线，着眼整体，就能看见这条主线。

    我们的现代转型须从善的方面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尤其是挖掘它与人类共通价值并行不悖的原创思想。这关乎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前不久读林鹏先生的系列随笔，肃然起敬，即因发现他早就以很明确的意识在做这件事，《读书记》好几篇写于“文革”期间，当许多人都在糟践自己文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阐扬中国精神里光明俊伟的东西。反差惊人。

    林先生说，“一提到个人、个性、个性的尊严，有些人，特别是假洋鬼子们，就搬出西方文化来。他们说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个人的价值、个性的尊严。他们特别高兴地向我们指出，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不注重个人，忽视个人的价值，抹煞个性的尊严”，然而，这不过是他们“到死也没有时间仔细看看中国的书”。他申孔孟，述士君子文化、式夷之义、明堂之制，析《史记》、《吕氏春秋》，评比干、商鞅、韩非、秦始皇，全都紧扣着中国的书到底怎样，以儒家为杰出代表的中国思想又到底怎样。可惜，这是疏于读书的时代。如此好的道理和知识，难以流布，更多的国人不能了解自己老祖宗究竟说过哪些话。

    “中国人绝不说外国人没说过的话……对中国古代的一切，全盘怀疑，全盘否定”，一定要走出这种局面，通过文化再解释，挖掘中国的正面精神资源，把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落实为中国人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