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沾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光，应台湾企业家严长寿先生邀请，访问台中。从此，我心目中的台中地标，是一条当中草地比车道还宽的“绿道”，也称为美术园道。初夏和暖的阳光下，台中市交响乐团儿童团坐在草地上排练，一张张聪慧纯真的面孔，比悠扬的琴声更令人驻足。今年春天，随香港中文大学与“文化台湾”基金会举办的内地企业家台港双周游学团，再次访问台湾。

　　台中市长胡志强是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他每年的施政报告以文化政策开篇。说起6年前市民平均每年参与4次文化活动，而现在为每年20次，全台湾第一，他难掩得意之情。政府预算中，4%用来推广文化活动。当晚我参加了在台中圆形露天剧场举办的民歌演唱会。剧场内可容纳一万人，设计者聪明地让另外两万人，可以通过大屏幕在外围草地观看。当晚座无虚席，歌手包括罗大佑，台下坐着马英九。那位作家朋友后来在文章中抱怨坐头排的马英九太高，挡住了她的视线。我禁不住频频留意座中一对夫妇，妻子一条衣袖空垂，丈夫随音乐在她腿上轻拍。一曲毕，二人默契地各举起一只手掌对击。他们看得开怀尽兴，旁观者为之心有戚戚。那是胡市长和他车祸余生的太太邵晓铃。

　　当晚的演唱会免费。次日，有位女士告诉我，她听过一次蒙古马头琴表演，很受感动，打算邀请演奏者到台中来，市文化局已经答应资助20万台币，她需要另外向企业家筹集60万。是否接受政府资助，是个难题。因为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活动，必须免费向市民开放。这位女士和她先生，还有此行遇见的许多台湾各阶层的人士，自称是推动台湾文化建设的志工。在台湾企业家中，可以找到许多严长寿先生的同路人，他们是为台湾文化击掌的其中一只手掌。

　　2009年，严长寿先生创建了“公益平台文化台湾”基金会。基金会一方面与政府合作，推动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以专业标准组织培训，并协助原住民艺术家找到自己的舞台，让当地青少年发挥潜能与创造力。严先生常说：“骂是没有用的，卷起袖子来干活”，这表现出企业家的特质。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有社会担当与文化关怀的生意人毕竟是少数，但只要社会给有关怀的人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身体力行，就会发生改变。要是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可以振臂一呼，必有应者。看严先生的卓越成就，我脑袋里涌出许多问号：一位企业家，民间人士，怎么能够去参与政府不少重要规划？他的著述讲述了其间的艰难和“技巧”，他的参与并非都是应邀作为顾问，更多是他和他的同道争取来的机会。

　　听到不少到台湾去过的人评论说，台湾民间生气勃勃，政治一派乱象，政府问题多多。实际上，观光者看到的成绩后面，是官方与民间共同的默默耕耘。如果没有把握资源的政府支持，民间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其实有限。例如让年轻人回乡创业，同样是政府努力的方向。台湾的社区营造计划，提出扎根、永续（即“可持续”）。有趣的是，因为文化的根基，故乡的认同，才可以令人有回家的长久和根本的冲动。大陆也有类似的乡村建设计划，称之为新农村建设。遗憾的是，文化在其中的分量还不够。

　　我们访问过的NGO，当然都是主人家精心挑选的十分成功的例子。同行的企业家，三句话不离本行，常常太过于直截了当地问及经费来源、投入产出等问题。一般政府的资助都占30%~70%，项目都靠向政府投标竞争而获得资助。当然，这些组织中精明能干的员工、热情的志工，看来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不少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选择投身社会服务，家庭主妇、退休的人进入志工队伍，是台湾的一道独特风景。

　　台湾的“文化扎根运动”，据说与1980年代的本土化运动并生。文化政策渐自贯穿并融合在政府施政理念之中。龙应台在2009年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就文化及文化政策都写过文章，最简单的定义是：“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能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延伸而言，对人的关怀，即文化关怀，反之亦然。严长寿先生则认为，文化是台湾观光最大的附加值，最重要的工程是落实文化政策，这才是台湾最值得骄傲的软实力。

　　台湾的文化和中华文化结缘，源远流长。不仅如此，195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与艺术，传承了在另一块大地上被抛却的衣钵。读一读余光中的诗文、王鼎钧的《流亡四部曲》、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便可以明白。当然，各种宗教在这里可以传承、共生，也是提供文化多元发展、凝聚社会健康力量的重要因素。多亏1980年代的本土化运动，令多姿多彩的原住民文化受到重视，而台湾文化与国际不同文化得以交融互补。这就是严长寿先生常说的台湾独特的软实力。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培训计划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