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一位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同志，在临别时笑着对我说：“准备回老家种地去了。”送走他，陶渊明《归园田居》里的诗句突然跃入脑海——“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可是，这位老同志真能回到从小长大的村里归隐吗？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的人很少有在外工作的。偶有个别出类拔萃者走出了村子，老了之后也会回到村里养老。印象最深的，是当过医院院长的“五爷”。

    五爷归隐村庄，给村里的人们带来了福音。大家生病之后都会去找他求医问药，往往都会药到病除。正因如此，五爷非常受人尊敬。靠着德高望重，他解决邻里纠纷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文化、懂礼节，处事公道正派，大家都愿意听他讲道理。

    1983年“分田到户”以后，那些在外工作的村里人，开始不再按村民对待，他们无法再像村民那样“人均一份”分到耕地。这样的“区别对待”，让那些回到村子里的在外工作的人有些失落：“咋了，出去几年就‘开除村籍’了？”

    面对这样的境况，村民们还是通情达理的，在后来的耕地调整中，有的能分到半份耕地，有的则完全享受“村民待遇”参与耕地分配。他们在村子里居住，倒还显不出生分。

    1998年的“土地延包”，则将那些走出去的村里人彻底排除出了“村民”序列，基本上不能分到耕地。因为“延包”政策规定，耕地承包要“保持三十年不变”，村民们斤斤计较起来，甚至跑到公安局查户口落实“身份”，闹得风风雨雨，人际关系也不像以前那么融洽了。

    后来，村民选举制度的施行，把在外工作的回乡人推上了风口浪尖。由于他们懂得法律，在乡里、县里甚至市里有一定的人际关系，一部分热心人想把他们选成村委会主任，让他们利用关系为村里办些修路、打井的实事。这自然触动了另一部分想当村里“带头人”的村民的利益。竞选过程中，拥护的、反对的四处理论，弄得那些回乡人成了村子里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境况非常尴尬。于是很多人为求得清静，或退出各种选举，或不得不再次走出村子。

    村庄还是那些村庄，却已不适合归隐。谁如果想像陶渊明一样回乡种地，恐怕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很多农民把土地流转给了种地能手后，迁徙到了城市居住，他可能无法弄到一块儿薄地。喧嚣的功利氛围中，要达到“心远地自偏”的陶式境界，才是回乡生活的最大的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