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相隔数百年，但华亭人（今上海松江）陈继儒，一定是富阳人董诰的精神偶像。

　　陈大师一生豁达超脱，诗书画皆擅，留有许多人生感悟类的格言警句，如读书：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如做人：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更有精神高度的“功名富贵”铭让董诰震撼：有补于天地曰功，有关于世教曰名，有精神曰富，有廉耻曰贵。

　　大音希声。陈继儒的功名富贵观，就这样深深影响着董诰。

　　董诰既有家传，但名气要胜过他父亲董邦达，他完全靠自身的修炼，以陈大师的格言为人生方向，才打拼下如今的好名声。

　　在富阳的鹳山公园，我见到了董诰书写功名富贵的条幅，规矩馆阁，沉着有变，最触动我的是后两句：有精神曰富，有廉耻曰贵。

　　几个小细节可以证明董诰践行了自己遵行的格言：

　　董诰做宰相三十年，他的画像，两次挂进紫光阁。董诰去世，嘉庆皇帝亲临祭奠，并写诗称赞：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

　　《清史稿·董诰传》记载如下：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翻检史籍，有多少人官居高位后，能未尝增置一亩田一间屋的？

　　我试着冒昧探索一下影响董诰内心世界的富贵观。三个词极关键：富贵、精神、廉耻。

　　一般人眼里，富贵是什么？用不完的钱，穿不完的锦，住不过来的屋，地位显赫，人人敬惧，总之，要什么有什么，享不完的福。精神为何物？话题太大，哲学中，将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此记录的重演，都当作精神，我的理解，应该是除物质以外的，所有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下来的神情意态、意志活动。

　　人向往富贵，人不可能没精神，在董诰眼里，富贵和精神一定不是钱财物，若论外物，像董诰这样的高官，如果不设防线，绝对不请自来，和他同朝为官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很好的证明。

　　为官有许多诱惑，后来者也未必没有看到前车之鉴，起初也是谨小慎微，血肉之躯常常躲过了这一弹，又立刻迎来了下一枪，虽久经沙场，一个疏忽，仍然不幸中枪。但无论什么借口，疏忽都是主观原因，董诰深谙这个道理。

　　过去的事和物，回忆起来，能让你心安吗？董诰常常这样告诫自己，置田造屋，要那么多田和屋干吗？田再多也是一天三餐，房再多也是一张卧床，朝廷对官员的生活，制度基本有保障，用不着考虑身后的事，果然，董诰退休，拿的就是全工资，这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这些工资足够让他生活得很好。

　　荀子先生告诉董诰，人处世，要轻物，生命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是外物。君子可以支配外物，而不应该被外物所支配。身体虽然辛苦，但心安理得，我们就去做；利益虽少，但合乎道义，我们就去做。好的农夫不会因为洪涝和干旱而不去耕田，好的商人不会因为一次亏损而不做生意，同样的道理是，士君子不会因为贫穷而懈怠于修身养性、端正精神。董诰坚持做君子，他还是《四库全书》的副总裁呢，天天浸淫在前辈优秀的典籍里，真正知行合一。

　　与精神并论的，是廉耻。中国人说起廉耻，源远流长，廉耻乃为人立身之根本。假如，没有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没有耻，什么事情都会去做。先哲孟子讲，能以无耻为耻，就能免于耻了。廉耻作警钟，董诰的一生，几乎找不出污点，如王冕赞自家池边的荷花：只留清气满乾坤。

　　无疑，能做到廉耻，才能称贵人，用这一点来反观，那些先前表面光鲜却没有善终的官员，级别无论多高，都毫无贵可言，他们什么也不缺，却独缺廉耻。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董诰为官数十年，精神、廉耻和谐组合，已化为每日自觉言行，并深深地浸入他的骨髓，我觉得有两点至今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和内心斗争。明人吕坤分析，我们的身外有五个强敌：声色犬马，钱财利禄，名誉地位，忧患艰难，太平安逸；我们的内心也有五个强敌：憎恶愤怒，喜乐爱好，牵缠踌躇，狭隘争躁，积习惯癖。就是说，我们整天都会被这些内外的敌人扰害得神魂颠倒，需要勇气和强有力的克制才不会随波逐流。

　　要学会舍弃。这仍然属于人内心方面的。吕坤继续深有体会地告诫：我活了五十年，才体会到“五不争”的真味，有人问什么是“五不争”，我说，不和聚敛财产的人争富，不和醉心仕途的人争贵，不和夸耀文饰的人争名，不和怠慢轻傲的人争礼节，不和盛气凌人的人争是非！其实，我们现在何尝不需要一些这样的“与世无争”呢？只有学会舍弃一些东西，才能更好地探究事物的本源。

　　一个冬日的雨后，我去拜谒这位中国古代官员的模范。富春江南，富阳新桐蛇浦村，凌家山的坡地上，董诰的墓在一棵棵的矮桔树丛中隐现，空旷而不荒凉，遥望富春江，墓前的两只石虎，憨厚地伴着这位清廉官员已经两百余年。它们见证着，多少富和贵，都如眼前春江水，浩浩汤汤流去，一去不复返。

　　有精神曰富，有廉耻曰贵。

　　石虎无言，却似乎在聆听董诰掷地的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