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内一位出版界大佬约我翻译《戴尔·卡耐基全集》时，我有本能的抵制，——我宁愿翻译那些更有挑战性更有成就感的纯文学作品。可能因为恰逢我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空虚至极；加之早知这是一部治心病的书，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试试看吧。

　　崩溃？了解我的人肯定大为惊讶，像我这样一枚“开心果”“话痨”“老油条”“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厚颜如城墙倒拐加炮台”、事业家庭谈不上成功也不算太衰的人怎么会“处于心理崩溃的边缘”呢？这一点，颇难启齿。

　　心理出问题的诱因很多：信仰、健康、情感、经济、事业、人身安全、人际关系、环境（文化差异）、等等。就我来说，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难以成为主要病灶，而是一座构造复杂的“休眠火山”的总爆发。

　　2007年，我在困兽犹斗多年后，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远离尘嚣、遗世孤立的状态。我偏安于美国大湖区一个阳光明媚湖光山色的城市市郊；华人极少，我的小区甚至方圆几公里内仅我一张亚洲脸孔（我太太是美国人）。悠然自得几年后，我突然被一种“没劲”“没意思”“趴在地上”的情绪所攫取；尽管这种情绪就像间歇喷泉，却完全具备了中年危机、“忧郁症”、“沙地大厦”的某些征兆。

　　其实每个成年人都会有那么一阵子“处于崩溃边缘”，不管你是暴君、慈父、牧师、教师、警察、城管、母夜叉、出家人、干脏活的、犯大案的，还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每个人都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柔弱的情感软肋，一旦被击中，一塌糊涂。只不过中国人通常畏惧直面内心，强调稳重、成熟、有城府，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国人也忌讳对人袒露心迹，因为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家，以言获罪的惨剧史不绝书，官方固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间笃信“口可以食，不可以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中国人还回避生死，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更何况宣称自己精神崩溃！“心理问题”“精神问题（病）”“心病”在汉语里是强烈的贬义词，几乎等同于“懦弱”“心里有鬼”“神经病”“疯子”。屈原、林黛玉（尽管为虚构）等大批忧郁症牺牲品。中国人崇拜的是顶天立地铜墙铁壁甚至不近人情的“英雄”，对人掏心窝子、哭鼻子是一件不稳重、“沉不住气”、不成体统甚至丢人现眼的事情。从小我母亲就教育我：“多吃饭，少说话。”

　　中国引进现代心理学仅仅是20多年前的事情。此前，心理和精神疾病被描述为社会怪胎，为腐朽糜烂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在我不算太偏狭的阅读中，成体系的心理学作品涉猎很少，仅限于中学时囫囵吞枣的弗洛伊德和荣格作品，当时自我感觉一株面朝阳光茁壮成长的向日葵，觉得那些说法阴暗下流且耸人听闻，和解放区的蓝蓝的天以及正气凛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

　　是的，中国人倾向于自控、自抑和自戕，宁可管涌和失血一样无声无息地伤害着自己，也不吐露心迹，时间长了，纵然三头六臂铁打钢铸，岂能不崩溃？像几年前王朔那样，以“痞子”“钉子户”没心没肺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示人几十年，却一夜之间在主动联系的媒体聚光灯前一把鼻涕一抹泪地宣布自己崩溃了，即使是人精，也凤毛麟角。我北漂之初和他喝过酒，他的腼腆让我这个四川刁民震惊。他虽然在中国文坛影视界呼风唤雨几十年，在处理起家庭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时却捉襟见肘狼狈不堪。以学者朋友余世存的观点看，这是一种“类人孩”特征，实质是根植于中国特有文化禁忌的缺憾人格。

　　让人欣慰的是，敢于正视自己的精神问题，就已经痊愈了一半。但愿他们早日彻底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