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字、货币被认为是人类步入文明的三大标志。但张光直坚持：“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西周春秋曾经存在普遍的邑居。靠近农田的小邑大约可容纳三十户，墙垣与里胥管理着农人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先秦至隋唐的大都邑实质上是小邑的聚合。规整的街道分割出类似于小邑的坊里，全城的坊门在鼓声中晓开昏闭。除个别年节，实行宵禁。汉代万户侯、唐代三品以上高官的宅第才能临街开门，其余宅门只能开于坊内。商业被置于固定的集市，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市。

　　隋炀帝盲目追求普遍城居，大业十一年诏：“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隋书·炀帝本纪》）结果是“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隋书·食货志》）这成为隋末天下大乱的诱因之一。唐武德七年，天下大定，颁《武德律》，行均田令及租庸调制，令“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旧唐书·食货志》）正式规定了村坊制。但此时的村坊只是居住地不同，除大都市工商别籍者外，一般城居者仍受田务农。《通典》卷二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者，听隔县受。”

　　在大都市中，商业的力量逐渐突破了坊墙的限制。先是坊里之中出现了店铺，然后店铺为了生意的方便，往往凿破坊墙。代宗大历二年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唐会要》卷八十六）但到了宋代的汴京，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云：“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处处拥门”的夸耀，显然正是针对墙垣森严的坊里而言。宋代汴京猫鼠游戏的焦点已是“侵街”，即侵占街道搭建居舍店铺。真宗咸平五年，以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

　　宋代在法律意义上区分“坊郭户”和“乡村户”。由《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十八可知，宋代镇、寨、城、市等与县、州并列为坊郭。坊郭户与此前汉唐城居者最大的区别，即在于脱离了农业，正如曾拜相的张商英晚年著《护法论》所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此时的“乡村”之意义，便也不单是行政层级“乡”与“村”的并称，更是与城市相对的农村乡下。哲宗元祐二年殿中御史孙升言：“城郭、乡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乡村生产，城市消费的观念清晰可见。

　　（李若晖，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