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在遵义会议之前一个月，还有不大为人所知的黎平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方向路线上做了重大调整：原定北上湘西，转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界行进。这一大政方针，决定了红军长征战略的重大转折。因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进行了重要准备或可称为预演。

　　黎平那个地方我到过一次，其在1985年即成为贵州历史文化名城，红色史迹之外，历史内涵也相当丰富。黎平会议会址就在翘街之中，翘街于2011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整条街道顺坡势而建，因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的扁担而得名。走在翘街上，徽派风格夹杂本土特色的建筑样式，颇能感受到文化融合的魅力。黎平历史文化中最值得记忆的一笔，或许是它在“改土归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黎平崇山峻岭间主要生活着侗、苗、瑶、水等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必然应用其中。清雍正四年（1727），巡抚云南兼总督事鄂尔泰任奏言：“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当然并非始自鄂尔泰，他自己也说了：“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但经过鄂尔泰的力推，改土归流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其中黎平扮演的角色正有排头兵的意味。

　　鄂尔泰的奏言，得到了雍正的高度赞同，他被委派总督云、贵、广西三省，“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这就是说，他又找了个得力助手张广泗任黎平知府。综合《清史稿》之《鄂尔泰传》与《张广泗传》，可知张广泗的手段也无非招抚与镇压两途。雍正五年，张广泗擢贵州按察使，开始推进全省的改土归流。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亦因此而“超授巡抚”。七年三月，“广泗率师攻贵州丹江鸡沟生苗，破其寨，种人悉降。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地以次定”。八年五月，“招黎平、都匀等寨生苗内附”。剿与抚双管齐下，成效显著，“诸土司慑军威纳土，疆理其地，置郡县，设营汛，重定三省及四川界域，而诸土司世守其地，一旦归版籍，其渠诛夷、迁徙皆无幸”，其中也昭示出了改土归流进程中相当惨烈的一面。

　　有趣的是，黎平本地侗族有一首古歌叫《从前我们做大款》，此中“大款”应该与我们寻常理解的迥异，因为此歌是缅怀侗族吴勉起义的。《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五开（黎平旧称）蛮叛，杀靖州指挥过兴，以辰州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讨之”；十八年（1385）十月，“楚王桢、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讲的都是这回事，而两次讨的正是吴勉，头一回吴勉蛰伏起来，后一回属于东山再起，但最后吴勉父子“悉送京师”被害。《明史·诸王传》中也讲到，“铜鼓、思州诸蛮乱，命桢与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帅师往讨。和等分屯诸洞，立栅与蛮人杂耕作。久之，擒其渠魁，余党悉溃”。《汤和传》则提到了汤家付出的代价，小儿子汤醴，“积功至左军都督同知，征五开，卒于军”。

　　土司遗址在去年申遗成功之后，各地见存的土司遗迹或都将成为新的旅游景点。如今到黎平走走，也会发现大量原始风貌还依然存在，唯土司踪迹丝毫未见，是为很大遗憾，可能是本人行色匆匆之故吧。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余以为在介绍红色史迹的同时，开发出与之相应的历史文化内涵，或对深层次地了解长征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