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0日开始，广州遭遇了今年春节后的第一次“回南天”。

　　回南天一般出现在春季，主要是冷空气走后，暖湿气流迅速反攻，致使气温回升，空气湿度加大乃至饱和，一些冰冷的物体表面便容易产生水珠。回南天的形成原理跟露水的形成原理大致相当，或者干脆可以说就是“露水”结在了屋子里。这时候，家里的玻璃窗、瓷砖墙，不是都要淌水吗？没有亲眼看到、亲身体验的人，很难想象那是怎样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情形。当此之时，物品或食品也特别容易受潮，稍不注意就会霉变。浓雾也是回南天最具特色的天气现象之一，秦少游在郴州作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云云，一种观点认为他这里说的就是回南天时的大雾天气。

　　岭南早有“炎土”“炎方”“炎州”之谓，大约回南天概念的出现是在当代。实际上，比“炎”更可怕的是“潮”、是“湿”，回南天的特点尤其在后者。广东番禺的屈大均，对家乡天气的这一点自然深有感触，其《广东新语·天语》云，南粤“平常则多南风，然南风煖，利于物而不利人……煖风所至，百螣蠕蠕，铁力木出水，地蒸液，墙壁湿润生咸，衣裳白醭，书册霉黕”。醭，是酒、酱、醋等因败坏而生的白霉，也泛指一切东西因受潮而生的霉斑。杨万里《风雨》诗有“梅天笔墨都生醭，棐几文书懒拂尘”，说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梅雨天气到来时的景象。梅尧臣《梅雨》亦云：“三日雨不止，蚯蚓上我堂。湿菌生枯篱，润气醭素裳。”屈大均说的“黕”，则有黑斑、污垢的意思。清朝官修的《渊鉴类函》引《武昌记》云：“夏至有梅雨，沾衣皆黕。”回南天与梅雨在导致后果上的用字并无两样，都是衣裳发霉，书册出斑，可见二者应该有本质上的相似。不过，开玩笑说，回南天却远远没有梅雨那么“著名”。不仅是原本的“霉雨”因为梅子成熟而摇身一变为“梅雨”，美感得多，而且历来的诗人对梅雨的吟咏远远多过回南天，不乏琅琅上口的名句，像“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梅雨霁，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周邦彦）云云，何其诗情画意？

　　今天应对回南天，尽管有空调、抽湿机等现代装备可以开足马力，但终不及北风轻轻拂过，所以回南天期间不免令人心烦气躁，心绪不佳，纯粹以身体抵御自然的古人，可想而知了。而那些不免带着情绪身处岭南的官员，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从他们留下的诗文中可窥一二。

　　比如北宋苏东坡。其在惠州时与钱济明书云：“某到贬所，阖门省愆之外，无一事也。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已。”东坡贬惠州的时候已经57岁，显然是“殊畏之”了，除了闭门思过，没什么事可干，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在海南时又云：“岭南天气卑陋，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不过此番他话锋一转，“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这就等于承认卑湿水土同样可以养人，关键在于自己要身土相适，习服环境。一旦心胸开朗，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是让人惊惧不安的生死场。实际上，在惠州的时候，他就多少有些想通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这首脍炙人口的名句中，东坡流露出的心态无疑是达观的。

　　又比如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其《岭外怀宣城旧游》诗云：“中原未敢说归期，却忆宣城近别离。叠嶂雨来如画里，敬亭秋入胜花时。每憎卑湿尤多病，苦爱风光屡有诗。今日衰颓那可说，鬓须经瘴总成丝。”宣城，位于安徽东南部；岭外，就是岭南了。柳宗元“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是他给好友刘禹锡在衡阳的“分路赠别”诗，斯时柳宗元结束被贬永州十年的屈辱刚刚回到长安，又给贬去柳州。《宋史·吕本中传》载：“本中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但吕本中可能不是贬谪而来，其《连州阳山归路》“稍离烟瘴近湘潭，疾病衰颓已不堪。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句，点明是“避地”。不管是怎么来的吧，在宣城就“每憎卑湿”，在岭南更不用说了，何况风物还不堪一提。

　　回南天气时，湿度大，雾气重，人容易感到体倦力乏甚至会身体不适，用屈大均的说法是，“头面四肢，倏然瘇痒”。广东人喜欢煲汤祛湿与回南天不无关联，由此诞生的饮食之道，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一种了。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