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有位名叫法真的大儒，知识渊博，可称大才。他生于官宦之家，却天生淡泊名利；曾被汉顺帝四次征召出仕，均坚辞不受。他的朋友郭正评价他：“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
　　这就涉及一个对“名”的态度问题。古人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之为人，收获好评价、留下好名声，是自然而然的内心追求。但追求怎样的名声，怎样对待名声，却有境界高下之别。《道德经》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哲学上启示人对“名”和“常名”的不同境界有所认识。纵观历史，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人因虚名而流芳千古。但凡能被世人所铭记者，无不是心中有抱负、脚下有征途，靠实绩而赢得口碑。一个人如果执迷于那些如浮云一般的虚名，很容易一叶障目，落得个名不副实的结局。
　　然而，汲汲于名声的人依然并不鲜见。现实中，总有一些领导干部“光说不干假把式”，实际工作原地踏步，口号却喊得震天响；总有人沉溺于追名逐利，醉心于沽名钓誉，迷信“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更有甚者，表面上不犯错、不作为，但就是不放弃出名的任何机会，习惯以作秀粉饰平庸。凡此种种，都映照着不端正的干事态度，长此以往，只会失去人心、招致不满。进而言之，一个人如果名声与成就不匹配，一旦离开相应的位置，所谓的“名”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被人遗忘。
　　为官一任，不是不需要声誉，关键在于如何留住清名与美德。当共产党的“官”，既不是谋私利也不是享清福，而应想方设法造福于民。立下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鸿鹄志，崇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行，讲奉献、讲作为、讲实干，才能行之久远。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称赞飞将军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官从政，情理也是相同的。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沈浩……那些被群众铭记于心、时常怀念的好干部，他们的好名声哪个不是默默靠实干累积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完全不必想方设法突显自己的功绩、苦心孤诣夸耀自己的不凡，只要真心为百姓谋福、为苍生立命，自然会被人们记惦。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卸下虚名的包袱，甩开膀子、脚踏实地，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中去，我们一定会在时间深处留下自己的足迹，在群众心里留下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