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作祟”，这个词讲得不多，这类事却听得不少。引《磨盾余谈》里的一句话，“无论器皿什物，置不得所，辄被破坏”。学问无论大小，用得不当，同样会遭反噬。

　　清代张集馨任朔平知府，曾碰上平定州的“讼棍”郭嗣宗。郭嗣宗年幼时，父亲在家设塾教子，让嗣宗兄弟读律例，并令他们作控词，兄弟互控，郭父评判。经过这一番锻炼，郭嗣宗例案甚熟，可以说在词讼方面有着一肚子学问。

　　“息讼兴讼，全在为人邪正。”郭嗣宗熟知律例，却是个无赖之徒，因为这样，地方官很是头疼。他利用所学所会，先是诬控胞兄，继而又在女儿自刎案上遍设疑阵、百般支饰，以致累及不少无辜。像郭嗣宗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学问作祟。

　　腹中无书能害事，满腹皆书亦能害事。纪昀笔下的刘羽冲极具代表性。刘羽冲偶得古兵书，伏读经年，自认为可以带兵十万。适逢有土寇作乱，他操练乡兵与之角斗，结果不但全队溃覆，自己还差点被擒。后来，刘羽冲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认为可使千里成沃壤。他绘了幅水利图游说州官，州官让他到某村一试。孰料，沟渠修成后，大水顺着渠道往村里灌，村民几乎都成了“鱼”。

　　刘羽冲务水利以致“人几为鱼”，《老残游记》中也记述了相似的一件事：史钧甫用西汉贾让的《治河策》来治水，导致“大县若蛙”，村民流离、死伤无数。对此，老残感慨：“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刘羽冲也好，史钧甫也罢，他们的出发点虽无私心，但同样脱不开学问作祟的圈子。

　　“真才实学足以集事。”包括知识和技能在内的学问，是为政干事的凭借。学问不够、学问不新、学问不真是不行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重要，那便是管住自己的学问，勿使作祟。要知道，如果错置错用、作伥作祟，学问越大，危害也越大。

　　唐代的来俊臣是史上有名的酷吏，“请君入瓮”就来源于他，不过当时是一种酷刑。来俊臣创造出许多刑讯办法，还曾与人撰写过一部《罗织经》，此书专谈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整人治人。武则天看后也感叹：“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来俊臣得宠之后，专以夷诛大臣为功，“前后夷千余族”，狄仁杰、袁智弘、任令晖等皆被他构陷入狱。当时，朝廷百官人人不得自安，“路上相遇，至以目语”。虽然来俊臣后来被处死，但他掀起的“酷吏政治”之风以及摧折朝廷栋梁，对国家造成的损害是深重的。

　　“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十九学孙、吴兵法……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这是东方朔的自我陈述。他以近侍身份跟随汉武帝多年，一有机会便直言规正：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在“主人翁”之事上谏武帝矫枉风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东方朔一生虽然没能位极人臣，然而他的学问却得到正确和充分地施展，在民间颇有声誉。

　　元代名臣吕思诚未显达时，曾作诗明志：“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庄绛称赞说：“此真读书人语也！”每个钻研学问、施展学问的人，只有具备“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这么一种骨骼和气节，才能干成豪杰之事、不负平生所学。否则，不但会有负所学，还会被学问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