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在我们眼中，总有这样的人，以他们的勤奋和好学，为社会传播正能量。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潜心研究，给了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独到的视角。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为我们打开的可能是通往真理的另一扇门。今天，本报推出“与大师对话”专栏。在这个专栏里，我们倾听来自各行业大师的心声，也让我们从他们那里尽量让心态归于平和——以理论武装头脑，让道理深入人心。

　　在与大师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与读者一同成长。

　　郭孔辉，我国汽车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汽车科学技术的系统研究工作，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以及轮胎力学等学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取得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成果，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汽车行业科技进步特等奖、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等，在国际国内汽车动力学领域影响力巨大。

　　汽车产业是吉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我国第一位也是长期以来唯一的一位汽车方面的工程院院士，郭孔辉教授一生与汽车结缘，为新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汽车强国梦。

　　记者：以您的条件，人生的选择会有很多，从物质回报上看，从事科研工作似乎比不上别的行业，当时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郭孔辉：我出生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华侨家庭，年轻的时候有不少机会到海外去，继承家里的生意，过比较安逸的生活。我之所以选择留下来，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我从小在国内生活，接受的是党和人民的教育，心里面建设国家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另外，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对科研有兴趣，对于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有信心。

　　我对做生意没有兴趣，即使选择出国去继承家里的生意，我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建树。后来有机会了，我就鼓励二弟和三弟出国去，这样我家里的亲人（除了妻儿之外）现都在国外。我心里也十分想团聚，但是考虑到我的事业还在这里，也就只能把这种愿望放在心底。

　　我上过4所大学，先是考上清华大学航空专业，后因海外关系和院系调整，我辗转就读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工学院，最后毕业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大学4年念了4个学校，由学航空改为学汽车，虽然学习汽车不是我最初的选择，可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在汽车研究中也找到了很多乐趣，在慢慢地摸索和研究中，也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

　　记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您在汽车领域的研究经历中，有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郭孔辉：在汽车这个领域我做过很多工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解决红旗轿车操作稳定性问题的这段经历。

　　1971年，汽车厂接受一个政治任务：因外交需要，要开发新一代红旗轿车，轿车厂的同志希望我帮助解决红旗轿车的高速操纵性问题。当时据外交部门同志反映，我们的红旗轿车在国外使用时问题很大。在欧洲，轿车一上高速公路，常常就要开到140公里/小时以上，而我们的红旗轿车一开快了就不受控制。因此外事活动上，与欧洲车同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不敢踩油门，不是因为马力不够，而是开快了太危险。外交无小事，我的数学、力学基础比较好，就承担了这个项目的研究。

　　汽车稳定性的问题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许多动力学理论，还必须经过高速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这就涉及到解决汽车稳定性试验场的问题。为了研究汽车高速稳定性的问题，首先必须实现在高速下进行汽车的操纵试验，才能够从中发现问题。我国没有这种试验场，只能借用飞机场做试验。“阶跃转向”和“回正性”这两项主要试验只能做到70公里/小时和30公里/小时。因为汽车操纵稳定性在低速下一般问题都不大，而越是高速，问题越大，我们所能试的车速对发现、解决红旗的高速操纵稳定性问题几乎不起作用。我就从汽车高速试验运动轨迹和有效占地面积分析入手，经试验探索提出了新的后被称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代圆”的高速试验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在宽度只有国外试验场的五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的飞机场上，使上述两种主要试验的车速都达到了140公里/小时以上，完成了试验。这个成果也在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