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要做成一件事

　　中国和二重集团的“大压机”梦想，应该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

　　1958年，作为中国三线建设项目、“一五”重点项目，一个名叫西南重机厂的企业开始在四川建造。

　　在它周边还有诸如东方电气、东风汽轮机厂等一大批三线企业——中国领导人希望它们造就“中国的乌拉尔工业区”。

　　在1964年国务院的一份通知中提到，国家为该厂设计的生产任务是：年产“大型火炮100门（战时300门），航空锻件一万零四百吨⋯⋯”

　　原一机部的报告中说：“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化重型机器厂。”

　　几番停建，二重厂的铭牌最终被挂起时，已是1971年。这期间如闫杰所述，开始有职工万余人，后来7000人“泪别二重”。

　　1965年到二重集团时，一级技术员褚荣国每月可以拿92元工资，10年后才涨了10元。

　　这位如今82岁的老工程师对我们记者回忆起那时候人们的干劲：“单纯，敬业，一分钱奖金也没有，但晚上设计院灯光都亮着。”

　　在德阳，他一家三口挤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直到1972年。

　　生在二重、长在二重的重型机械设计研究院产品工艺研究室主任陈文记得，小时进厂玩耍，在车间门口看锻工锻件，“很宏伟”。

　　原重庆化工厂工人陈晓慈的命运因恢复高考而改变。他的志愿是冶金专业，因为“叔叔阿姨是重庆特钢厂的技术人员，他们当时都在实验室穿白大褂”。

　　1982年进入二重厂的陈晓慈始终是个好学的榜样，因为证明出了一道老师没有完成的题目，被老师请吃了一顿东北饺子。

　　那时候的二重气氛热烈。“科学的春天”来了，每天晚上办公室里都灯火通明，老人们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人传授知识，人们都希望能抢回失去的时间。

　　一再承接重点项目的二重集团是“天之骄子”。比陈晓慈晚进厂8年的闫杰记得——作为大学学生会干部，他接新生时发现，来自二重集团的子弟行装“豪华”——背着大米、香肠和榨菜，并且是从卧铺车厢下来的。

　　1989年，最后一届分配回厂的大学生陈文赶上了中国锻压设备辉煌期的尾巴。那时德阳流传着一句话：“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进二重厂。”

　　辉煌没能持续多久。1993年，二重集团的项目没有以前多了，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了。

　　9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工作的同学可以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元人民币。

　　1994年，如今的模锻厂副厂长李莲川也回到了二重集团，他退伍兵出身的父亲看好仍然很困难的企业。

　　熬到了2000年，“一下子有活干了，越来越挡不住了”。他们也开始与国外合作项目。

　　也就是在那一年，业内提出要上6万吨以上的“大压机”。

　　消息一出，各地争抢项目——“这样一台机器的影响力、辐射力很大。”

　　一个典型例子是，“大压机”花落二重集团后，德阳很快出现了一批航空配套企业。

　　2003年，二重集团由陈晓慈牵头，组织团队申报8万吨级“大压机”项目。他们态度坚决：“一定要做出来，也只有我们能做。”

　　当时二重集团一位领导曾经说，“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有一件事做成了，就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