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怎么就飞不起中国商用机

　　赵春玲出生在河南偃师，父亲是工人，母亲来自农村。1985年高考时，因为数理化成绩较好，她选择了以航空为特色的西北工业大学。

　　航电系统，即飞机上的通讯、导航、显示、信息综合处理和集成系统，也是飞机先进性、综合化水平的集中体现。它负责给飞行员提供信息：我要去哪儿？我现在在哪？下一步我怎么走？以及我有什么问题。

　　赵春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的613研究所，这是中国最好的航空控制系统研究机构。就在赵春玲上大学的1985年，中国决定控制军工开支，自此，整个装备制造业都进入低谷。十多年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变终于到来。

　　直到今天，赵春玲仍然认为，那时起的几年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时段。“军机上有句话，叫‘型号成功我成才’，这段时期也给我们这些人很大的机会。”

　　然而，她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熬过在此之前那段漫长的低潮期。很多人离开，下海，或者到民企。时至今日，赵春玲的100多个大学同学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仍在航空系统工作。

　　而她，因为“感觉这个事情还值得一干”，坚持下来了，“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做研究上，对于是不是应该作出别的选择没有想太多。” 从1985年看到第一架尚在设计中的飞机，在不为公众所知的机构中默默工作了20年后，赵春玲于2006年出任613所副总师。

　　同年，中国大飞机立项。 3年后，赵春玲自荐参与大飞机项目。

　　与大飞机相比，后来赵春玲担任副总师的ARJ21支线客机立项更早。

　　与经常被悲情渲染的中国大飞机相比，中国的支线客机同样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走过了一段艰难、坎坷、曲折的历程。”

　　中国国产民用飞机的起步，从支线飞机开始。早在20世纪60年代，原航空工业部就下达了参照外国型号研制小型客机的任务，也就是后来的“运7”。

　　80年代完成后，“运7”曾经一度受到关注。但1986年航空界4位老同志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认为“对中国来说仍是空白的干线飞机应当优先”。

　　当时，与美国麦道公司共同研制“MD-82”干线飞机的合作已经拉开帷幕，国产支线飞机的研制就此停滞。 到1993年，在中韩建交的大背景之下，韩国大宇集团提出合作研制或专利生产110～130座级飞机，即“AE-100”项目。

　　最后因中韩间主导权的问题，“AE-100”不了了之。

　　1998 年，曾经的“AE-100”中方总设计师牵头推出一个70座级、窄机身支线飞机“NRJ”，但没有得到支持。很快，这一项目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失败。

　　二三十年间，无论大飞机还是支线客机，中国人似乎失去了自主进军天空的可能性。新华社记者刘济美在《为了中国》一书中描述：“AE-100”解散、设计人员在北京告别，“面对吉凶未卜的前途，他们极其悲壮地喝了一次酒，几十号人站在祖国的星空下掩面痛哭：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别想研制民机了！他们站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告别：祖国的蓝天上怎么就飞不起来中国的商用飞机。”

　　ARJ21支线客机150机械班组组长杨伟清曾服务过“运10”项目。这位59岁的技术工人向《我们东方周刊》回忆说，组装“运10”时，虽然厂里条件非常艰苦，大家却非常齐心。后来很多项目停止，工人无事可做，便相继离开。 他四处游荡，在香港、无锡修了7年飞机，“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回来。”如今组装ARJ21的车间，就是当年“运10”的组装厂。1985年，完成首飞的“运10”停止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