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赵治海在观察谷穗发育情况。 本报记者 郭 伟摄

　　时节更替，赵治海的谷子却始终生生不息。

　　播种、出苗、抽穗、灌浆……谷子在哪里生长，赵治海就在哪里工作。

　　“这里是新的张杂谷繁种基地。”1月3日下午6时，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夕阳将一片金色洒在刚刚抽穗的谷子地上，土地松软潮湿，赵治海深一脚浅一脚，裤脚沾满泥巴。“看这1000亩，能大大提升我们的繁种能力。”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许多人用这句话称赞张杂谷。但在张家口市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所长赵治海看来，自己的确有了“一粒种子”，但还远未“改变世界。”

　　谷子，古称粟，为“五谷之首”。但今日的谷子已被列入“小杂粮”范畴，辉煌不再。作为谷子的“代言人”，这一直是赵治海的心结。

　　“现在我不再光考虑育种了。”被人称为“杂交谷子之父”的赵治海说，“好品种种到地里去才有意义。我要让谷子种植面积重新回到两亿亩。”

　　“搭错车”开始一段谷子之缘

　　赵治海寻找张杂谷的过程艰辛而漫长。

　　但和同样穷尽精力寻觅，而终无所获的前辈师长和同辈学友相比，他是令人艳羡的幸运儿。不过，在赵治海自己看来，许多幸运来自看似不可控制的偶然，而这也是赵治海之所以成为赵治海的重要因素。

　　“是谷子找到了我。”赵治海说。

　　1975年，高中毕业后的赵治海第一份差事是赶马车。“一辆马车两人赶，有时一个人送货，另一个人休息。”虽然离理想抱负相去甚远，但也乐得清闲，赵治海心满意足。以至于当参加高考的机会到来时，他曾犹豫要不要丢下马鞭迈进考场。

　　1978年的“命运之考”——高考考完第二天，他就又抄起鞭子赶马车去了。

　　“那天的《河北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招生院校名单，我仔细瞅瞅，除了河北农大，其他院校我都愿去。”但高考揭榜后，赵治海恰恰被河北农大录取。

　　高考时服从调剂让赵治海不情愿地进了农大读书；毕业时又是服从分配从事谷子研究。“当时小麦、玉米是研究热门，是更多人愿意选择的方向。”

　　赵治海与谷子的故事，在种种“搭错车”间，戏剧性地开始了。

　　但谷子要寻找的，也是有准备的人。

　　大学实习时，辅导老师李荫梅带着赵治海去试验田体验不同品种谷子的特性。老师点拨他：“不同品种对于光照和温度变化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实验去发现它们的差异。”

　　这是一项基础实验，赵治海充满好奇。每天下午，他用纸箱把实验材料全部扣住，然后在第二天按设定的时间表将不同材料的纸箱依次拿开。“材料见光时间长度分为6小时、8小时、10小时、12小时，每到一个节点，我就要去揭开纸箱。”实验不复杂，但对时间掌握要求严谨，为获得精准数据，赵治海趴在试验田里，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遮光10个小时和8个小时的材料提前出了穗。”一系列谷子在面对光照温度差异时表现的特性被赵治海写进毕业论文。

　　这篇普通论文的内容，在多年后成为赵治海敲开谷子杂交育种大门的钥匙。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高粱和水稻的杂交育种工作先后取得突破，当时还是主粮作物之一的谷子也被寄予厚望。“许多人的感觉是，杂交谷子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搞成。”赵治海说，当时国内有30多家科研单位开展谷子杂交育种研究，国家也投入了巨额科研经费。但最终，各路专家攻城未果，铩羽而归。

　　1982年来到张家口市农科院的赵治海，师从当时国内谷子育种界“三驾马车”之一的崔文生，由此掌握了当时国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为什么一定要套用杂交水稻、杂交高粱的办法去搞杂交谷子呢？”年轻的赵治海想到了大学时期的光照温度敏感实验（以下简称光温敏实验）。

　　谷子杂交面临的挑战，与其自花授粉，难以稳定实现杂交有关。“如果改变光照、温度等条件，有些谷子的雄蕊将失去生育能力，这时再将雄蕊有生育能力的品种与其杂交，就可能寻找到杂交种。”在当时的谷子育种界，赵治海是提出光温敏两系法的第一人。

　　按照他的设想，实验的第一步是要找到谷子光(温)敏不育材料。这是一项大海捞针式的艰难寻觅：七十多亩的谷子地，种着六千多个品种，上百万株谷穗，他一株株地看，一株株地比较。张家口建设的温室最终难以满足需要，1984年起，赵治海又将光温敏实验搬到条件适宜的海南。

　　这一方法至今仍在延续。在乐东的九所镇，赵治海最早开辟的3亩试验田里，高矮各异的谷子组成一个个一米见方的矩阵，需要隔断花粉传播的植株被小心包裹。赵治海说，“这一块地，就有150种不同的材料。”成百上千种材料，其杂交排列组合方式几何级数放大，穷尽所有可能后再选取最佳品种的思路最严谨，也最简单，但可能需要几代人努力。

　　“别人看我们只是在无希望处做最后的坚持，但对我而言，一丝曙光已隐约可见。”赵治海说，“这就像是预感，或者说是对科学的直觉。”

　　这是大胆而激进的研究方式。赵治海没有按部就班一一求解，而是目标性极强的对某些材料重点展开实验。这看起来“不合规矩”，甚至离经叛道，因为赵治海的判断依据在任何教科书中都无从寻觅。他的自信，来源于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对谷田里细小变化的敏锐感觉。

　　这种“科学的直觉”，是一种洞悉。

　　自1969年开始的中国杂交谷子研究，在赵治海的直觉引领下，驶入一片新海。

　　1990年，赵治海团队发现了第一个光温敏型雄性不育株。

　　1994年，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选育成功。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1号”诞生。

　　张杂谷比常规谷子增产30%以上，诞生之初亩产就突破了600公斤，专家组称之为“谷子杂交利用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810公斤！这是目前张杂谷的高产纪录，也是全世界范围内谷子产量的最高纪录，这是堪与袁隆平超级稻比肩的巨大成就。

成熟的张杂谷谷穗长度可超过30厘米。记者 郭 伟摄

　　盼为五谷之首正名，推杂粮变主粮

　　在长达7000年的栽种史中，谷子被奉为五谷之首；在“小米加步枪”的家国史里，谷子与血脉兴亡紧密相连。喂养过一个民族的谷子，能否重获荣光？

　　谷子选择赵治海，像冥冥中的呼唤。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谷子都是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曾达1.5亿亩。”赵治海说，“在国家粮食短缺时代，什么产粮多种什么，率先取得突破的杂交玉米等占了先机，继而在种植面积上后来居上。这是谷子从主粮沦为‘杂粮’的直接原因。”

　　张杂谷的育成，让赵治海看到了为五谷之首正名的希望。但张杂谷要走出试验田，在以万亩计的大田推广，并非易事。

　　2000年夏秋张家口地区大旱，依赖灌溉的玉米等作物减产严重，而这正是展示推广耐旱高产张杂谷的良机。憋足干劲的赵治海第一脚还没踢出，就被试验田边上的一位老农泼了冷水。“张杂谷再好我也不种，一亩地光种子就100多块钱，谁种得起？”

　　按照当时培育方法，每亩地只能产40来斤张杂谷谷种，一公斤谷种价格七八十元，比普通谷种价格高出三、四十倍。可解决繁种问题并不容易。这需要在粗放管理下有更加稳定的雄性不育品种，还要有与之完美配合的“授粉方”。

　　1月3日，海南乐东的繁种基地里，一高一低的谷子并排而生。“矮小些的是父本，高大些的是母本。父本母本成熟期应该同步，否则可能无法完成授粉。”受自然条件影响，作物生长难免出现波动和差异，而“父母”任何一方发育稍迟几日，就可能大大降低种子产量。

　　张杂谷想要从试验田搬到大田中去，就必须解决谷子繁制种技术问题。为加快研究速度，每年10月底，赵治海都要从张家口来到海南，一直待到第二年的5月。“张家口的谷子刚收完，海南的谷苗已长出。两头跑，我一年能当两年使。”最初几年里，背着被窝卷，在火车上颠簸一周时间，赵治海才能赶到目的地。栖居之地不是连窗户都没安的弃屋，就是地头搭起来的简易窝棚。

　　“抢农时”抢出来的，是繁制种技术的日渐成熟和繁制种基地里的一场场丰收。

　　2003年，谷子不育系繁种产量由每亩15公斤提高到50公斤，制种产量每亩由35至40公斤提高到100至150公斤。随着海南繁制种基地的建立，谷子杂交种成本还在进一步降低。

　　为降低农民种植难度，赵治海又于2004年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谷子杂交种“张杂2号”。

　　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出现为张杂谷推广打下坚实基础。50万亩、100万亩……张杂谷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但赵治海期待的，显然是更大的舞台。

　　2010年3月10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赵治海手拿谷穗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汇报：“杂交谷子亩产能达到800至1200斤，最高产量1600斤，产量是过去谷子的一倍多，用水却不到一半。希望杂交谷子像杂交水稻那样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对于干旱少雨的北方而言，谷子显然比玉米更适合种植。”赵治海一直耿耿于怀的是，玉米离不开灌溉，而这正是北方地区机井遍布，地下水枯竭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治海常挂嘴边的有两笔账：张杂谷高产，推广2亿亩，可以为国家增产粮食400亿公斤，对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张杂谷节水，推广2亿亩，较其他旱地作物每年至少节水200亿立方米，生态效益显著。“即便在干旱年份，谷子仍可获得正常年景约70%的产量。而张杂谷的适应能力还在不断增强。”

　　通过不断研究，赵治海团队成功培育出水旱两用、早中晚、春夏播齐备的多个系列品种，让张杂谷得以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收获丰收。推广至全国14个省区，种植面积1000多万亩，增产粮食20亿公斤，农民增收30多亿元，节水10多亿立方米。这是张杂谷交出的答卷。

　　成绩骄人，但赵治海不太满意。“1.5亿亩是谷子曾有过的栽种面积，2亿亩才是一个当前谷子推广应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