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飞机就像“斗地主”

　　毕业两年后，由于公司发不出工资，他决定和同是北理工的校友满意创业，继续研究“放不下”的飞控器。

　　于是，田刚印偷偷将父母给自己准备的12万元结婚费用“截留”了4万元，作为创业基金开始创业。

　　创业初期，由于经验不足，田刚印和满意设计的飞控器经常返工。仔细琢磨才发现，问题出现在购买的电子元件上。

　　原来，当时的代理商有个“潜规则”：把高性能的元件卖给大公司，性能稍差的元件以零售方式卖给小企业或个体户，这就导致田刚印和满意一度把问题归结于飞控器设计本身，因此花了大量时间返工检修，走了不少弯路。

　　解决这个问题后，在2009年年底，他们成功做出了香烟盒大小的飞控器，并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中科院一个项目组，获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而后，他们的飞控器越做越小，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前来购买。可渐渐地，田刚印发现，这条路并不好走。

　　他解释说，飞控器卖给了研究所后，通常研究项目一结题，研究所便会选择把飞机“打入冷宫”，“如果是这种模式的话，飞控器根本卖不出几套，还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研发成果”。

　　同时，2009年，无人机飞控市场上也出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价格更低廉、水平性能相当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情况，给田刚印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打价格战，要么研发全新的无人机。

　　经过大量评估，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田刚印提出了“造”飞机的想法，“我觉得凭我们现在的经验可以设计一款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飞机都要好的飞机”。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两个本科生真的能造出“独一无二”的飞机吗？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对此，田刚印心里很坦然。在他看来，无人机研发就像是玩一场“斗地主”。和朋友玩玩完全凭兴趣，状态十分轻松，输赢没什么关系，大不了再来一局，“但如果是去赌场，你就真不敢这么去玩了”。

　　“如果是科研院所的大项目，心态就跟我们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行不行的问题，是必须行。”以轻松的心态，经过无数次实验，2012年，田刚印终于研发出了第一台电子共轴无人直升机。相比国际上同类型无人直升机，零件减少了一半多，但性能却提高了一倍。

　　“做飞机或者做任何事情，每天都会有各种问题，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每天去解决这些问题。”田刚印说。

　　给学校捐一个平台

　　如今，在北京理工大学，田刚印有三重身份，他不仅是在读博士生、学校无人飞行器自主控制研究所所长，还是一名本科毕业的校友。

　　今年，在校庆75周年之际，田刚印向学校捐赠了一架价值600多万元的无人机。

　　田刚印说，捐赠无人机的想法，来源于学生时代“琢磨”时遇到的烦恼，“为了试一个控制算法，要先花两三年搭一个平台，自己画电路板，自己去调试软件，全部准备完毕之后试一个算法，可能一个下午就试完了”。

　　他把无人机比作手机解释道，如果学生要开发一个软件，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就能开发出来，但如果让他们先从研发手机开始，那几乎不可能。

　　“同样的，我相当于捐给学校一个手机，有人想试摄像头，有人去做麦克风，都可以去试试。”在田刚印看来，这台无人机就像是一个平台，提供给老师和学生们试验、研发的基础。

　　“学校在兵器这一块做得比较好，但无人机这一块还没有涉足。我愿意和学校的老师一块儿把它承担起来。”田刚印认为，这对企业来说也有益处，它能为企业培养大量从事无人机研究方面的人才。

　　一百年前，奔驰夫妇造出的汽车可能还比不上现在的代步车，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可能比纸糊的航模还要差，田刚印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时代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们跟上了行业的发展。

　　田刚印说：“未来无人机行业肯定会有一个‘波音’，现在的我们就是那时的奔驰。将来我们能不能成为波音？我们有机会成为波音。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过程中牺牲的话，我们的几率是最大的。”

　　田刚印认为，在实现这个梦的过程中，首先要坚持，这其中包含放弃一些利益诱惑；其次要把握机会，要明白机会往往会伪装成困难；此外，还要知道与谁合作，“我们要选一些优秀的人，同时他又要懂得怎么与合作的人合作”。

　　“柳传志说了一句话，‘企业家的心胸是被委屈撑大的’”。田刚印认为，不能吃苦受累的人首先要被社会淘汰，而能吃苦能受累但受不了委屈的人，做不出特别大的成绩，“委屈是必须的，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那就不是做大事了”。

　　“波音是上个时代有人机的航空巨头，我们可能是下个时代无人机的巨头，这个机遇是留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那就看我们的管理智慧和机遇了。”田刚印说。（雷瑀   诸葛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