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6日，人们向任新民的遗体告别。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欣/摄

　　任新民在病床边为“长征五号”题写赠言。

　　爱穿布鞋的任新民，一生努力丈量天空的高度。

　　2017年2月12日，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病床空出一张，中国航天事业的巨星少了一颗。被誉为“航天四老”之一的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

　　在百岁诞辰的新闻报道里，这位老人追问：“‘长五’什么时候打？”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提笔给成功发射的“长征五号”火箭写赠言。

　　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年轻人来说，任新民是“不知高到哪里去”的人物，是传说般的存在。而在传说之外，浑身挂满勋章、赞誉、成就的任新民是朴素的“任老头”，总是穿着领子磨破的中山装，鼻梁上的镜架褪色了，“像个老工人、老农民”，曾任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在《任新民传》中写道。

　　“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任新民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的门口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老人在很多场合提起这句话，好像说起的不过是装配零件、维修道路一样的活儿。

　　而他修的是“通天路”。

　　“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

　　第一次见到任新民的人大多不敢相信，眼前的老人，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

　　他是钱学森点名调到国防部搞火箭的人，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在中国航天领域，任新民这个名字意味着“开创者”和“奠基人”。但与此同时，基层航天车间的人，又对他特别熟悉，随口就能讲出他来视察的故事。

　　在见诸媒体的照片中，他穿着笔挺正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在谈判桌和苏联代表签署协议。

　　生活中，他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得极为朴素。走进商场，店员都不爱搭理他。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门外，警卫把任新民拦下来，误以为是附近闲逛而至的村民老汉。还有一次，他穿着一条前后都是补丁的裤子，准备去参加国宴。

　　跟人说话、讨论问题，他没有一点架子，但主持航天工作会议时，他能统一原本争论激烈的各派专家意见。

　　“风云一号A星”卫星发射前3天，任新民都陪着技术人员找问题，“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要作重大决定时，他常常跨过两三级，找到最基层的设计员，问他们的看法。

　　“我从一开始就蹲点，出了问题，马上就能商量改了。”任新民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有一次，他到厂里检查工作，发现了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厂长说改了，车间主任也说改了，他不放心，一直问到检验员，才说没有改。“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感觉，你一步不到，得到的信息就可能是假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美国博士、布法罗大学聘任的第一位中国讲师决定回国。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一样，这位“洋博士”一回来就成了“拓荒者”。上世纪60年代测试导弹发射，年过半百的任新民和一线试验员一起住在平房里。塞北的夜晚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他不肯搬进楼房。后来患上重感冒，任新民高烧昏迷中被送到医院，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要求出院，“导弹的试验工作正在关键时刻，把我放到医院里，没病也得把我急出病来。”

　　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脚印，而这双总是穿着布鞋的脚，几乎从不在第一现场缺席。快80岁的时候，任新民还在爬发射塔架。快90岁的时候，“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每一次发射，他都到场观看。直到95岁高龄时，只要人在北京，他依然参加航天六院11所研究氢氧发动机的每一次试车。光是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副总师王维彬的陪同下就有20次。

　　王维彬回忆，所里大大小小的分析汇报会、总结会，只要接到秘书通知，任新民都会骑着“全所最破”“一点光亮都看不到”的自行车，准时到场。会后所里想留他吃点好的，他只要一碗面条。

　　即使是担任原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任新民外出开会也很少坐专车。同事对他的印象是“开完会拔腿就走”。而到各地视察航天工作时，这位“总总师”一般都会找认识的基层人员陪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