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山在说话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科研人员群像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的科研人员杨宗佶副研究员、陈晓清副所长、柳金峰副研究员、游勇总工程师、李战鲁工程师、李秀珍副研究员（从左至右）。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科研人员正在使用3D激光扫描仪对易贡滑坡灾害链地区提取高分辨地形地貌信息。本报记者佘惠敏摄

　　有传承、肯担责、专业强——成都山地所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用脚步丈量祖国的锦绣河山。他们不畏艰险出野外、上高原，解析大地深处的秘密，为我国的山地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世界级的科技支撑——

　　196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国立山地综合研究所。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大批用脚步丈量祖国山地的科研人员，他们不畏艰险，出野外、上高原，勘察滑坡、泥石流、冰川崩塌、冰湖溃决等各种地质灾害现场，解析大地深处的秘密，为我国各类山地灾害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6月下旬，《经济日报》记者跟随其中一支考察队考察川藏线318国道沿线典型地质灾害，一路采访了其中几位专家。请读者们随我们一起，听听山地科学家们的故事。

　　去现场，是我们的传承

　　1964年出生的成都山地所总工程师游勇在家中排行第二，父母以“英勇志强”为家中四个子女取名，他得了一个“勇”字。正是这个“勇”字贯穿了他28年来的工作生涯。

　　在成都山地所，野外考察是家常便饭，28年来，游勇每年都要外出考察几个月。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考察发生在1990年6月到9月底，那是他第一次走川藏线。“当时，318国道改造升级，沿线有很多山地灾害问题，我们和公路设计院对这些灾害问题开展考察研究。”游勇说，当年交通条件很差，从成都出发到泸定县城，足足开了3天车才到。从然乌往波密的那段路还经常堵车，有时候一堵就是三四天。

　　不仅路况差，工作条件也差。那时电脑还不普及，也没有网络。单位给每人发了一个野外考察大木箱，罗盘、绳子、地图、工具书等都得装上，甚至还需要自己带脸盆、饭盒。

　　那一次，最辛苦的一段考察发生在西藏林芝地区的米堆冰川。

　　1988年7月15日23时30分，米堆冰湖发生溃决。短短10分钟内，洪流沿着米堆沟而下，卷走了米堆村，波及94千米以外的波密县城，冲毁下游的318国道约40千米长，导致国道断道长达一年多。

　　在考察中，米堆冰川是一个重点。当地老乡介绍说，米堆冰川有两个海子，1988年溃决的叫光谢错，上面还有个海拔更高的海子。“我们组成了一个5人小队，队长是50多岁的李德基，加上当地老乡，一起去考察。”游勇说，由于路艰险，走到一半时，有3位队员走不动了，最后是游勇跟着李队长和当地老乡走到了海拔5500米左右的那个海子，开始考察。“摸清情况后，我们认为上面这个海子比较稳定，短期不会溃决。从1990年到现在，27年没发生溃决，证明我们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去现场，是我们的传承。对作山地灾害研究的人来说，灾害点的一手资料非常重要。不管条件好不好，一定要到现场。”游勇说，虽然现在无人机、遥感等技术很发达，但有时候还需要人上去。因为川藏线地形条件复杂，植被多、云雾多、冰雪多，影像资料不一定准确。“我们要找到典型的灾害点，通过现场调查，校正遥感影像，将技术推广到海拔更高的、人员无法到达的地方，才能更准确地判定灾害。”

　　求实效，是我们的责任

　　陈晓清是成都山地所副所长。1997年，22岁的他从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本科毕业，在山地所参加工作，一直从事山地灾害形成机理研究和工程防治技术研发工作。在采访中，他对各个大型灾害点的特点都烂熟于心，如数家珍。这种熟悉，源自多年的野外考察与工作实践。

　　艰辛的工作，考验着他的身体。陈晓清曾经有个“坚强”的好胃口，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2001年至2003年，每年夏季他都在云南东川泥石流观测站的蒋家沟开展泥石流形成过程观测，在蒋家沟上游弯房子泥石流形成源区观测泥石流形成过程中的含水量、孔隙水压力、水势等参数变化，每天住帐篷、吃土豆、泡方便面，一周才能洗一次澡。“三个观测季后，‘坚强’的胃不再坚强，后来早餐一吃鸡蛋、牛奶、豆浆等就拉肚子，只能吃稀饭和馒头了。”

　　危险的工作，考验着他的胆气。2002年时，他们去考察测量2000年波密易贡大滑坡堆积体的地形，队员们采用全站仪测量约4平方公里的堆积体，每天不仅要在乱石嶙峋的滑坡堆积体上按照网格测点，早晚还必须通过惊险的溜索。“每当悬挂在溜索上滑到易贡藏布江中央时，面对身下的滔滔江水，感觉自己会掉下去、被冲走。”

　　复杂的工作，考验着他的取舍。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山地所组织科技救灾自愿组前往灾区考察堰塞湖。当时陈晓清的妻子怀孕8个月，为了科技救灾，身为科技骨干的他不得不让妻子一人待在家里，和所里同事一同前往北川、青川调查堰塞湖，通过3天的调查掌握了堰塞湖第一手数据，随后参加水利部抗震救灾工作，评估堰塞湖风险，提出堰塞湖应急处置对策，为前线指挥部的决策提供科技支撑，直到7月底妻子临产才返回家中。

　　“科学防灾减灾，是我们的责任。”提及这些年的风雨山地行，陈晓清感慨地说：“以前川藏线318国道没实行科技减灾时，平均每次断路修通时间是一个月，科技减灾后，断路修通时间一般控制在7天以内。”

　　听故事，是我们的专业

　　“记者听我们讲故事，我们听大山讲故事。”李秀珍是本次科考队的一名女队员，也是川藏铁路沿线山地灾害规律分析及防治示范工程项目组的副组长。对她来说，令人望而生畏的各种地质灾害，其实就是一个个会对她讲故事的研究对象。

　　1975年出生的李秀珍，专业是地质工程，现在是成都山地所副研究员。已经工作13年的她，对听山地滑坡讲故事已经颇有心得。“这个专业的实践性非常强，必须要跟大自然多打交道。山地灾害像人一样，形态各异，通过对它们的深入了解，听懂它们的故事，才能对它们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预防。”李秀珍说。

　　作为一名女性，野外调查对她而言更加艰辛。川藏线上，有很多高海拔滑坡。有一次，李秀珍为调查毛垭坝滑坡，在海拔4100米的理塘住了一个晚上，因为高原反应，几乎没睡着觉，第二天调查滑坡时，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坚持工作。“毛垭坝滑坡海拔最低的前缘都有4000多米。”

　　野外调查也考验着她的情感和家庭。她有一个10岁的儿子，小时候经常黏住她不要她出差。然而她每年至少要到野外工作3个月。

　　对于一名热爱山地的科技工作者来说，艰难和危险，都抵不过事业带给她的欢乐和激情。“我们对灾害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灾害已经发生，但我们没看到当时如何发生，就要通过灾害后的地质现状和特征，推测它怎么发生的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这就像侦破推理一样有趣。二是对有可能发生还尚未发生的滑坡，我们要判识、预测及预报。这就像地震预报一样困难和充满挑战。”李秀珍说。

　　但令李秀珍高兴的是，虽然艰难，这个学科还是在各种新技术的帮助下不断进步。比如她目前就很关注一种名为SAR的雷达成像新技术。“SAR技术现在是一种比较好的技术，精度高，能达到毫米级。有些滑坡我们肉眼看不到它动，其实它在很缓慢地动。这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地紧密结合新技术，取得新成果。”

　　有传承，肯担责，专业强，成都山地所的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们，在用脚步丈量祖国锦绣河山的同时，将一篇篇精彩的论文书写在祖国西部山区的铁路、公路、水库等各项重大工程中，为我国的山地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世界级的科技支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