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院士在办公室

　　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这是93岁的黄旭华老人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作为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在技术缺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攻坚克难，潜心研制出核潜艇核心技术。

　　直至今日，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给年轻一代。近日，黄旭华向记者讲述了当时那一穷二白却激情燃烧的岁月。

　　与核潜艇结下不解之缘

　　黄旭华原本的志向是和父母一样学医。1944年夏，日军攻占长沙，西南大撤退开始。他徒步走了几天的山路赶往已经搬迁到重庆的学校，一路都有日军战机的轰炸，有时要在山洞里躲整整一天……

　　当时黄旭华心里很愤怒：“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我不学医了，我要去学航空学造军舰。”之后，他就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1958年，国防科委组建，黄旭华等人组成了研制导弹核潜艇的29人的小队伍，平均年龄不到30岁。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核潜艇，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此后不久，毛泽东说出了让黄旭华那一代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知道，自己跟核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辈子非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可。”

　　儿童玩具给他带来研究灵感

　　“从物质到知识，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回头去看,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我们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

　　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

　　为了保证计算的准确，研制人员分成两三组，分别单独进行计算，出现不同结果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这让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现任某研究所型号总设计师的张锦岚觉得“不可想象”：“核潜艇的数据，要运用各种复杂、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

　　幸运的是，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模型玩具，玩具窗户掀开后，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设备，这令黄旭华高兴极了。

　　他没想到，这两个玩具，竟然和他们凭着零零散散的资料、完全靠想象画出来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上一样，“核潜艇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