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很多媒体的法人微博都发了这样一条消息：11万群众冒雨观摩升旗仪式，留下5吨垃圾。有人据此批评我们的游客甚至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差。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他们算了一下（可惜算错了），用11万人÷5吨垃圾，得出每个人带了44斤垃圾，据此质疑：11万人看升国旗，难道每个人扛了一袋约50斤的大米去的吗？

    两类观点都广为转发，却很少有人看完全部新闻，并做认真换算。可见，面对网络流行议题，记者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多一些冷静的思考。

    比如夏俊峰案。那天晚上传出最高法复核夏俊峰死刑的消息，网上一片悲情。夏俊峰的妻子去看他最后一面，在微博上公布了一张家人在出租车上悲痛欲绝的模糊照片，立刻得到大量转发。在等待死刑复核的这几年中，媒体和网民都关注夏俊峰的妻子和儿子强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被夏俊峰杀害的两个城管队员的家庭。申凯，四代单传，死时没孩子，家里断了香火。张旭东，女儿只比强强大1岁，一家三口，父母及重病的哥哥，6人挤在不到60平米的房里。他们跟夏俊峰一样都是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

    在城管和摊贩这对老冤家的矛盾纠结中，固然有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例，比如有媒体报道湖南临武的城管涉嫌用秤砣砸死了瓜农邓正加；但也有摊贩“暴力抗法”，在四川南充市，菜贩夫妇涉嫌用秤砣砸昏了城管。因而，我们不要简单地妖魔化其中一方，而要反思和完善城管制度，如何包容像夏俊峰这样的弱势群体的非正式就业。

    再比如，要求开放异地高考，允许非户籍人口参加本地小升初和中考，在道义上绝对是正确的。反对异地高考，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但是还要考虑客观可行性。在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现在立即开放异地高考和非户籍人口参加小升初和中考，两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一番，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改革既要有紧迫感，又有“过程意识”。

    互联网让信源多样化，也杂音化。在价值判断上，记者要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而不要做道德判官。大众麦克风时代，记者的立身之本，是客观+均衡（观点均衡）。不要与网友比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容易变成好勇斗狠）；不要与网络“意见领袖”比指点江山（容易变成信口开河）。

    多元的舆论场上，传统媒体仍然扮演专业队的角色。与人人皆可发微博、140字流弹满天飞的局面相比，传统媒体更适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准判断，对一旦出错损害职业声誉有严格的行业自律。

    记者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跟着感觉走，这容易导致放大网上对社会的负面认知，激化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今天，一些网民很像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疯狂女友”，把政府当成了这样的男朋友：一，你怎么都不管我；二，谁要你管我；三，你给我个解释；四，我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希望老百姓理解政府治国理政的难处，更希望政府体谅民生的艰难和老百姓个人维权的不易，多一些人情味和担当。

    不要把大V帖文等同于网络民意。在一些知识界热门议题之外，还有一个草根民意的辽阔底盘，广大普通网友更关心的还是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也不要把网络民意等同于全体国民的意志。在互联网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只是十分之一的国民，农村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压根上不了网，高收入阶层，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很少在网上发言。

    在互联网信息真伪难辨、网民情绪经常剑走偏锋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成为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要对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情绪扶正抑偏。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发稿比较谨慎，有严格的审稿流程和职业自律；现在有时候媒体的法人微博发声非常不谨慎，只要抓住一个吸引眼球的事立即去转发。这会付出媒体公信力的代价。媒体不能根据网络热点，用鼠标写新闻，必须经过实地采访，至少也得给各当事方打个电话了解情况，这样才能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

    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老百姓权益保障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官场贪腐问题，错综复杂，民望饥渴，体制疲惫。媒体既要代表老百姓监督社会、监督政府，又要帮助政府体察民意，稳妥制定和及时修正决策。这两项工作都需要一个建设性的心态，补台而不是拆台。

    媒体是新闻事件到达公众舆论的关键节点，可以成为网络纷乱信息的过滤器，网民浮躁心态的压舱石。媒体人经常抱怨缺少足够的“第四种权力”的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地用好这份“话语权”呢？媒体话语权要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公平博弈，增强社会粘合度，而不是加剧政治分歧、进一步撕裂社会。当前官民裂痕日趋加深，需要媒体人在艰难中寻找连接，打造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