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在论坛上介绍，实施研究生教育35年以来，已培养50多万名博士人才。黄宝印同时强调，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1月10日《扬子晚报》）

    35年来培养50多万名博士，这样的培养速度与数量，放之世界范围内，也让人为之惊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在博士数量“赶英超美”的同时，其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50多万名博士的庞大数量，却无法直面回答钱学森之问，这本身也是一种尴尬与困惑。其实，钱学森之问和“博士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答案，是相似和一致的。换句话说，释疑50万名博士质量严重不足的现实，与解惑钱学森之问，都是我们教育界和科学界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当然，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许多学界人士和社会公众也有诸多解释，诸如学术自由度不够、学术环境不够宽松、学术失范事件追究不严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虽然各有不同，但总不外乎对于学术尊严的体认与践行之类。而实现这一点，不外乎两方面要求，一是学界中人，要有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二是外部环境，要有利于学术自由的良好氛围。

    让人堪忧的是，在目前的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学术失范事件层出不穷，学术权力市场化，甚至出现如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提出的“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学校，在官场”的触目惊心。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或许并不难解，但真正消除隐匿在钱学森之问背后的问题，却绝非易事。这正是我们今天面对泱泱50多万名博士却质量不足时的苍凉与无奈。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代表学术最高水平的博士学位就可以如此宽松出炉，甚至“批量发售，量大从优”。说到底，损害学术尊严和博士形象的，恰恰是这个群体本身，以及背后的诸多体制问题。

    我们必须认清“50多万名博士质量不足”的事实，认真梳理和纠偏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与不足，避免博士学位成为一种镀金经历。只有源源不断地产生高水平的博士人才，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才不会如今天这般变得冷峻与无奈，我们也不至于在数量第一的博士人群面前，缺乏有足够底气的喜悦与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