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11·24上海松江婴儿失踪案”11月27日晚告破，犯罪嫌疑人竟为婴儿的伯母。警方表示，失踪4天的上海松江男婴27日是在自家的洗衣机内被发现的。随后松江警方宣布犯罪嫌疑人为婴儿的伯母。（11月28日《北京晚报》）

    又一次，家庭纠纷引发谋杀；又一次，凶手把魔手伸向了婴儿。是我们反思的不够，还是伦理底线业已崩溃？在一个已经凋谢的生命面前，所有这些似乎都已不再重要。但来自亲属的“袭杀”，仿佛轮回式的个案，却无法让人轻易地放下这一切。毕竟，亲人谋杀亲人的惨剧，是这世上最沉重的悲剧。

    无独有偶。不久前，山西男孩被挖眼案告破，其犯罪嫌疑人也被锁定为男孩的伯母。相似的案情与相似的结局，所击中的是我们的文化软肋。山西男孩被挖眼案，被害方称有因赡养老人而引发家庭纠纷的因素。而伯母杀侄子一案，起因则是上一代分配礼金不均以及老人“重男轻女”。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兄弟之间该如何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分配一个家庭的利益与权利。而这在传统文化中，乃是最为关键的宗法问题。

    如何破解这种文化性桎梏，在相关事件的讨论中，相关论者给出了重建乡土秩序的药方。从两起事件的背景来说，当事方都来自农村，这种药方似乎实现了“对症下药”。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此论也有逻辑自洽的一面。不过，美好的理论一旦放之于细微的现实，却很快能够辨认其真实的疗效。以上海婴儿被害案而论，长子先在礼金分配的问题上落了下风，继而在“传宗接代”——生个儿子的问题上又败于兄弟，作为长子的老婆，也就是遇害婴儿的伯母，十分清楚这些东西对传统父母的意义。因而，对她而言，这个侄子可能已经不意味着亲情，而意味着与其家庭利益的争夺。心态失衡之下，悲剧最终爆发。而这起由家庭利益分配所引发的人伦悲剧，也从侧面折射出乡土秩序难以克服宗法文化的黑暗面。

    当然，如上海男婴遇害案般的人伦悲剧，在当下社会毕竟是个案。但个案背后，所蕴含的家庭纠纷真相，却不容许我们忽视。俯视现实，这样的“类宫斗剧”也正以离别不同的形式，上演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与人伦悲剧的当事家庭不同，更多的人选择把这种矛盾冲突，化解在具体的家庭利益争夺之中。这也从侧面反映，已经一只脚迈进现代社会的我们，另一只脚仍深陷传统社会的泥沼。而转型时代所带给人的价值空白，又加剧了这种问题的爆发。易卜生说：我常常觉得整个世界就像一艘海上遇难的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对我们而言，该如何终结这一切，还亲人关系一份美好，最要紧的也是先救出自己，从落后的文化观念中解放出来，建设一个爱人、爱己的家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