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风瑟瑟的11月，中国人民大学这座著名学府也经历了一次“寒潮”。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跑路”被抓，又一个“左手拿先进，右手拿现金”的负面形象浮出水面。所谓的自主招生“嫡系部队”，开始被公众不断揭底。有校内教师称，“他曾经让一个11岁的富二代上了人大的本科。”（《新金融观察报》12月16日）

    从“100万上人大众人皆知”到“11岁富二代上人大本科”，招生办成提款机的背后，是“自主”沦为特权的演绎。我国高校自主招生于2003年正式启动。10年来，自主招生始终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在蔡荣生被纪检部门调查消息曝光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可云就发表博客称，“两年前我就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外人一眼便知的猫腻，“当局者”常年执迷不悟，监管情何以堪？

    堂堂人大，贪腐昭昭，这已经不是一所名校公信斯文扫地的问题。它更警示我们去反思羽翼丰满的自招制度。正如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高招腐败案件近年来呈多发趋势，自主招生、补录及调换专业三个环节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本意为纠偏“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的自招体系，却反而因为权力弹性而成为贪腐丛生的高发领域，几个问题接踵而至：一是自招体系的“自洁功能”哪里去了？在自招之前，制度莫非早就牛栏关猫？二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职能哪里去了？面对每个环节都昭然若揭的漏洞，甚至是业内人士的警醒预言，为什么检查与监督机制丧失了起码的警觉？

    自招环节的沦陷，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的运行机制。也许只有从机制处入手，将规则与运行晾晒在公共监督的合力之下，将一人或几人说了算的权力“分而治之”，自招黑幕之“黑”才会因为阳光而清爽透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