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近日曝出一桩稀奇事，一位刘姓女子从湖南来深圳工作，前夫在老家与她的妹妹及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日久生情；后来，该女子与同在深圳工作的妹夫也同病相怜，渐生感情，最终两对夫妻离婚，姐妹俩互换丈夫再婚。

    古时《姐妹易嫁》，讲的是姐姐嫌贫爱富，而妹妹重情重义，代姐出嫁。如今，深圳版的“姐妹易嫁”，戏剧冲突相似，呈现的却不只是个人品质，全然是一种时代病。

    深圳版“姐妹易嫁”，了解其过程的人们大多会抱以同情与理解——聚少离多而疏，日久生情而密，这本就是人之常情。姐妹易嫁，“易”的是地理距离。恰恰是这地理距离，便是我们当下的时代病。

    中国当下外出务工人员有多少呢？2.5亿。其中绝大部分无法携带家属。这就意味着，全国有亿万家庭处于“一半打工，一半留守”的割裂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可能是长期性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很难想像包括性与情感在内的夫妻感情，能够获得良好的维系。非但如此，全然不同的圈子与环境，也会让夫妻间感情淡泊，显然，社会问题便随之衍生。如果说“姐妹易嫁”是其中的个例，“东莞扫黄”便是一种普遍现象的反映。

    “卖淫嫖娼”自古以来并不为道德和伦理所接纳。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却有着更潜在的成因。仅就东莞为例，地处深广之间，发展速度迅猛，是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如今640多万人口中，有接近500万为外来人员。从作为投资者的外来商人，到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从移民至此的新移民，到只赚此地钱的打工者，此地发展不过20年，他们到此也没有预期和计划的年限，发展得好便留，发展不好便走——在大量外来人员只身、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发展出一座城市时，你可以理解，为何“卖淫嫖娼”得以盛行。这不过是以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方式，解决一个个外来人员人生青壮年时期的生理及心理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卖淫嫖娼”盛行当然不是东莞孤例。这几日，公安部部署的，在全国开展专项打击整治黄赌毒活动中，9天关停2410家涉黄场所，抓获501人——很显然，假如警方更勤勉，或更长效，这个数字将不断攀升。

    从法律角度看“东莞及全国扫黄”，并无什么不对。但若从市场角度看，“卖淫嫖娼产业”如此繁荣，必因为需求市场巨大。因此，法律角度出发的扫黄，扫得去眼睛所见之畸形，却难从市场角度，扫去眼睛未见之畸形。

    2010年，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曾呼吁，关注广东3000万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认为如不重视，将危及社会稳定。在全国扫黄的背景下，重温此言，才能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