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武汉市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一系列新举措，探索建立“孝道红黑榜”就是其中之一，评选孝子惩戒不孝者。其实，“孝道红黑榜”并非武汉首创，仅今年，陕西宝鸡、广东顺德等城市都推出过类似提议。而广东惠州、安徽合肥甚至出台了“列入榜上黑名单者不能当公务员”等规定，严惩不孝者。（3月3日《北京晨报》）

    在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探讨孝道文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是各地频频推出的“孝道红黑榜”，都传递出“依法治孝”的意味。

    加强孝道文化建设，这没有争议；而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管理，却似乎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支持者认为，在孝道文化不举时，用法律兜底，是情有可原的；而反对者则认为，孝道文化属于道德之事，还轮不到法律来干涉，毕竟法律之手不宜伸得太长。但事实上，这二者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建设更好的孝道文化。就“孝道红黑榜”而言，这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这也不可能是最差的选择，因其本身就有一定的宣传与提示作用，但却可能遭遇执行尴尬，所以只可期待不可依赖。

    一者，什么算“孝”？这从来都没有“国家标准”。汉代赵岐《十三经注疏》的理解是：“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这些“孝道”，在当前的评判中，要不要全都计算在内呢？如今，我们虽有“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但并未标明符合多少条就算孝，有多少条不符合就不算孝？在“什么是孝”并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孝道红黑榜”多少有点“空中楼阁”的意味。

    二者，有几个父母会说自己的孩子不孝？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是很中肯的，对于孩子因工作繁忙而疏忽孝道，多数父母都选择了包容。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孝道红黑榜”谁来监督？这的确值得考虑，毕竟，此榜单最好的监督者是父母，他们是亲身体验者，但他们却未必配合“红黑榜”的评定，因为哪怕孩子没有尽孝，他们也不愿做出对其不利的事情。

    不过，“孝道红黑榜”存在争议、存在执行难也未必是坏事，因为哪怕这个榜单“虚设”了，其背后对道德的指引与“友情提示”也已经传递给公众了。而有关“孝”话题背后所折射的现实生活的压力、探亲假的虚设等问题，或许比“孝道红黑榜”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