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文化发展的“史上最好时期”，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化“成长的烦恼”。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京华时报》3月24日）

    这是一个大师泛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前者很容易理解，以“气功大师”王林的倒下为标志，形形色色冠以“大师”之名者如过江之鲫，然而其多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后者则相对较为复杂，单纯以学术眼光来看，大师显然可遇而不可求，被业界奉为泰山北斗的季羡林，尚且多次请辞大师桂冠，季先生驾鹤西去之后，何人能堪此盛名，着实难有定论。

    作为文化部部长，蔡武的这番话至少披露了两方面内容：其一，文艺大师相对匮乏；其二，行政权力干预艺术仍时有发生。毋庸讳言，各类难堪其实的“大师”背后，无一例外有权力干预提供的动力。王林以其堪称离奇的个人遭遇对外展示，末流杂耍如何被权力助推包装成大师技艺，并因此而积累令人咋舌的财富。如果说此类江湖把式大师尚且容易被人察觉，文艺界一些借助潜规则上位的大师则很难被人拆穿。艺术与权力结盟，不仅使大师称号失去其自身的文化意义，而且不可避免会损伤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助长文化腐败的蔓延。

    更进一步说，权力的过度干预不仅导致伪大师盛行，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真大师式微。“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这句话尽人皆知，放眼如今的大学，大楼已是基础配置，但不知，堪当大师之谓者能有几人？这样的尴尬其实也不难理解，职称与考级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多少人为此而绞尽脑汁，当职称决定荣誉与收入，多少人能置身事外坦然醉心于学术？

    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称大师的模板，然而，作为享有“盖世奇才”之誉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倘若生活在今天，恐怕仍将为一纸论文而头痛不已——在其履职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之时，他既非博士亦非硕士，甚至没有拿得出手的论文。即使如此，在梁启超“我算是著作等身，却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的力荐下，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大师的认定关乎学术而无关权力，学术的权威性与独立性，恰恰是当前权力主导的职称体系中最为欠缺的。

    权力对艺术的过度干预，不仅直接导致艺术向权力献媚，而且不免导致指标化管理取代独有的艺术创作。直面问题的蔡武部长指出了症结所在，远离权力的过多干预，大师才能在独立自由的环境中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