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是国际性的节日，各国的过法也大有不同。比如“五一”，德国和英国惯常以示威活动度过；日本“五一”前后节日多多，干脆串将起来成一超长的“黄金周”，“五一”本身或被掩埋其中了；“五一”的发源地美国，反倒放弃了创生这节日的专利，一般并无特别表示。

　　而我国，尤其在官方，则对这个节日历来看重。全国放假一天不说，重头戏在于节前一系列大张旗鼓表彰先（进）模（范）的活动。每年全国及各省、市和地区的劳模及“五一”劳动奖章得主均产生于此时。各类劳动者的事迹往往也集中于此时传扬。虽然全国人民都有假可放，大家的感觉，“五一”终究还是先模们的节日。

　　或因为先模的荣誉是终身的，于是各地对于先模的产生办法都格外关注，且时有创新之举。如武汉市今年就一改往年分配名额的做法，率先“海推”省级以上先模，并限制“官模”和“款模”的比例，保证九成被荐者为一线职工。我的理解，先前的先模推荐或有被“上面”垄断之嫌；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及有经济实力的商家也每每不甘缺位、“先模”一把。

　　但不管怎么说，相比于数十年前，先模们的社会影响力或角色的含金量渐呈下滑之势，乃是不争的事实。想想王进喜、马学礼、时传祥这些当年大名鼎鼎的人物吧，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标志，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的载体。他们作为名符其实的一线劳动者，却建构了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亲密交往的神话。

　　或者应该说，王进喜们的神话不再，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固然仍写在纸上，但也仅仅是写在纸上。 “政治挂帅”则更是恍若隔世。在强调精神褒扬远甚于物质奖励的那些日子里，国家给足了先模们光鲜的名分，而先模们也格外珍视他们所享有的“政治待遇”。

　　回到当下。先模们身上的政治光环虽未完全退去，但意识形态色彩毕竟淡化了许多。“五一”前夕，李克强总理在重庆考察时叮嘱“棒棒”要“保护好腰”，被许多媒体做成标题。往大里说，国家领导人对普通劳动者这种“走心”的体贴和从细节进入的关怀，似也折射出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变迁。具体到先模这一群体，除了国家、政府一以贯之地给予他们的高调宣传，他们自身作为“祛魅”后的普通劳动者，或许更需要切切实实的权益保障和福利增进。

　　当然，国家或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亦一以贯之，包括一次性的奖金发放，医疗的保障、退休后的有关福利等等，也都在“与时俱进”。尤其在经济活动市场取向的今天，先模们的价值或更易凸显，由此派生出的分配机制当不会“亏待”他们。

　　一般来说，不管是哪个年代，一线普通劳动者获得先模的称号都颇为不易，层次越高的先模越是不易。荣誉背后，是默默无闻的矻矻穷年。如果说退回个数十年，先模的光环还能照亮社会；而回到当下，恕我直言，职场“性价比”的盘算， 或使“争做先模”的语境难再。

　　我略知一些离退休后的先模们的生活待遇，如若他们在职时既无职位也无职称，其早先的荣誉便基本换不来任何实质性的优待。有道是，先模是时代的骄子，国家的财富。倘真如此，则更应使其“名”“实”相符才好。这诚然是政府的责任，虽然这是一个须全盘考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