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中，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公室，直接查办或指导各地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各类事故所涉职务犯罪案件685件，涉案1066人。但这1066名犯罪嫌疑人中，科级以下和无行政级别人员有756人，占了72.55%；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仅24人。

　　此外，责任事故追究刑责的“轻刑化”趋势，也让人担忧。2013年立案侦查的这1066人中，侦查终结1046人，判处实刑的仅有48人，占全部提起公诉的4.01%。

　　责任事故追究刑责的现状，一是领导被追究责任少；二是“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判实刑的少。这也就很难起到依法震慑事故责任人、警钟长鸣的效果。而且应该注意到，这次公布的是最高法直接查办或指导的案件，这意味着这几乎是中国最严重的安全责任案件了；“顶级大案”尚且如此，地方处理的责任事故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是不问自知。

　　原因何在？责任事故调查，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调查，后者是非对错、罪与非罪比较明确；而安全责任事故，往往涉及企业日常运营的安全规程、内部风险控制等繁琐的技术、管理和法律的边缘问题，哪些属于意外事故，哪些是责任事故；哪些人员要对事故承担责任，哪一级领导该承担渎职责任，标准并不好掌握，出罪入罪的空间很大。

　　目前的责任事故处理，还停留在“应急”层面，缺乏制度化的法律责任调查。往往是恶性的群死群伤事件刚一发生，面对汹汹舆论，个别地方的领导第一反应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人”。今年4月，海南省澄迈县一所小学春游，旅游巴士侧翻造成8名学生死亡。当地政府很快就以涉嫌“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的名义，刑拘了学校校长潘敏、学校投资人喻文霞及其丈夫等6人。事实上，春游是由正规旅游公司承办的，很难说这与翻车的结果有关。

　　另一个问题，是在“应急抓人”后，行政调查、司法调查会进入一个漫长的“信息空窗期”，调查机关鲜有主动披露事件的调查进展、归责理由的。更不要说让受害者、赔偿方等作为利益攸关方直接参与调查进展，或者对调查结果提出质询、申辩。

　　因为缺乏公众的监督，这使得目前很多责任事件的调查、问责，进入了某种公信堪虞的“黑箱模式”，也必然使得事件的原因、背后的渎职问题查不透、查不穿，结果是鲜有高官对此承担刑责。比如，上个月的宁波奉化倒楼事件中，当地公安机关宣布已对3名嫌疑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刑事拘留2人，取保候审1人。但至今都没有公布3个人的身份，以及涉及罪名，这起轰动一时的安全责任事故也进入了漫长的“信息空窗期”。

　　事发后的“应急抓人”和不透明的调查进程，成为一对难兄难弟；结果往往是司法机关只能解决责任事故中“浮在表面”的问题，像捞饺子那样只追究“浮在表面”的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