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宽恕与和解必须建立在被宽恕者对自身罪行的承担上。对日本否认其对外侵略历史、否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企图，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如何也不会宽纵。

　　1945年8月，日本不得不接受投降的命运。曾经随国民党远征军入缅作战、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参与对日受降工作中，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在战场上与日军“分外眼红”的中国上尉连长，在作为“监工”管理已投降的日本军人时，竟然与三四名日本军官勾肩搭背从旁边村中一家餐厅回来，那晚是上尉连长自掏腰包，可能花费了半月薪水。黄仁宇说，“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

　　这就是战后中国在处理日本问题时的基本态度：宽恕。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那些放下武器、表达出悔意的人，便不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人群。完成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某种自然天性，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又经历了当事者复杂的心理纠结。

　　中国人的人性光辉，在战后日本侨民的遣返和在华日本遗孤的处理上，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1946年12月止，近300万日俘日侨从中国遣返回国，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遣送人数最多的人道主义遣返奇迹。在遣返的过程中，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没有以暴易暴，而是慈悲为怀，提供了大量帮助，使日本侨民顺利返回。在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过程中，中国人贯彻了持续至今的一种思路，那就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做到只以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对日本人民和放下屠刀的日本军人，不存报复之心，更无报复行为。这让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和战俘都深受感动。

　　在日本战败撤侨后，还曾经遗弃大量孤儿，他们总数在4000人以上，这些病饿的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数千户中国老百姓接纳并抚养长大，中日建交后大部分回到日本，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最积极推动力量。1999年8月21日，1450名日本遗孤自发捐款，在中国沈阳建起了一块“感谢中国养父母碑”，碑文中写道：“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特立此碑。”

　　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后来的共产党政府，都放弃了对日索赔的权力。这与甲午战争后，日本向中国大量索赔形成了鲜明对比。免除日本赔款和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日本既免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增添了在虚脱与混乱中重建所需要的人力。不仅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还破解历史仇恨，向日本伸出橄榄枝，在上世纪70年代初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自晚清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与中国的战争，定义为“文明”对“野蛮”的较量，反复向世界辩称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与先进的欧洲文明融为一体，而中国一直还停留在传统社会，方方面面都落后于现代文明。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选择对日本宽恕与和解，较之日本在侵华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滔天罪恶，究竟谁为文明、谁为野蛮，一目了然。

　　中华民族的光辉博大，既承于传统，又是一种现代理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反侵略、求解放的民族主义，与当今世界所见的排他性民族主义思潮有本质性的不同，前者是一种内契了世界主义精神的思想追求，她追求的不单是一族一国的解放，而是人类的普遍自由、平等与正义。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会给予亚非拉被殖民国家那么多声援和帮助，而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历程，相当程度上也是受中国所感召。中国战后对日本人民的态度，也体现了这种光辉博大的民族主义精神。

　　但宽恕又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宽恕与和解必须建立在被宽恕者对自身罪行的承担上。对不承认侵略历史的思想和行为，是没有必要予以宽恕的，宽恕无异于放纵罪恶。对日本否认其对外侵略历史、否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企图，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如何也不会宽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前日本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勇敢面对侵略历史，承认战争罪责，谨守和平宪法，坚持和平主义路线，牢记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惨痛损失，汲取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冒险政策失败的历史教训，并尊重战后国际规则尤其是东亚地区国际秩序，使中日两国人民、东亚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长久共享和平发展与互利多赢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