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一串官员“雷人语录”，如今又要加入新素材——近日，贵阳市住建局长刘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对记者就保障房闲置问题的追问，抛出一句“经典告白”：“我不是局长，我就是来看工作图的。”

　　过去某些官员对媒体“摆谱”，多自称“我是”谁谁谁，好像一个公权力赋予的职位，能带来格外骄傲的权利。相比之下，刘局长这番“我不是”，倒显得有些搞笑。前去采访的记者当然很快证明，自称“不是局长”的这位男子，正是刘局长本尊；而贵阳方面的处理意见，也在舆论发酵后迅即而至：“市委决定，免去刘朱贵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按法定任免程序办理”。

　　自称“不是局长”，于是真就不再是局长——当初“灵机一动”编出谎言的刘朱，怕是想不到后来的结局。但这个处罚决定，未必能解答公众的未竟之问；而若只是关注于刘朱个人的戏剧性命运，恐怕也会放过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谁都知道，刘朱的这句谎言，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推诿”。其试图推却的，正是身为住建局长需担负的行政责任；而其折射出的，又何止一个局长的尴尬？

　　引出这句谎言的新闻，人们已经熟知：据审计署新近发布的公告，全国有5个省已建成的5.75万套保障性住房闲置；仅贵州省贵阳市，就有3万套保障房未分配，其涉及投资85.43亿元。而就在两年前，贵阳市“克服财力不足等困难，不断创新完善保障房建设管理体系，有效封堵各种监管‘漏洞’”的消息还一度见诸报端。换言之，在财政出钱、项目立项、房屋建成之后，当地保障房建设这一页，似乎已经被轻轻翻过。

　　近百亿财政资金换来3万套空房，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可见一斑。然而，直至审计署的公告出炉，规模空前的资金沉淀公之于众，住建局长才如梦方醒，作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相关方面也才匆匆启动问责程序，并表示要对保障房建设的“决策科学性、决策规范性、落实不到位和职责不担当等进行责任追究”。这番表态固然态度坚决，但无论是对苦等两年盼着改善居住条件的市民，还是投入两年本应及早见效的真金白银，“追责”显然有些姗姗来迟。

　　取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每一分钱都应花在“刀刃”上，并最终对纳税人负责，这是现代政府应当秉持的一条基本原则。钱花在“刀刃”上，不仅意味着“花得对”，也需要“花得好”，需要用精准和高效来最大程度释放财政资金的效能。而能否实现精准高效，除了要求政府部门具有花钱的“本事”，更重要的还在监督和问责——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者，本应自始至终严格监督财政的运转过程；而财政资金的使用者，同样也应有接受监督的自觉。

　　说白了，确保财政资金合理高效使用，本来就是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如今3万套保障房闲置多时，住建部门已然失职，作为“一把手”的刘朱，自然难辞其咎。另一方面，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接受监督，何尝不是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另一种责任？政府需接受的监督，除了人大的法定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亦包括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就公众关心的议题，公开、坦诚直面媒体询问，本来也属于官员行政责任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政府官员连“无可奉告”的权利都不能有，何况公然闪转腾挪，甚至指鹿为马？

　　然而，平日里缺乏责任意识，亦鲜少接受监督的官员，到了“紧要关头”，是有可能惊慌失措的。自称“我不是局长”的局长，倒未必真是有心撒谎，或许只是内心潜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呢？从这句谎话里，甚至还能读到另一种“真实”——如此重大的保障房工程已至此，比照一个局长该负的职责，刘局长的作为，还真的够不上“局长”。而要处理这样的个案，似乎也并不难——“不是局长”的局长真的不是局长，闲置的保障房终也会有个说法。只不过，真要解决背后的大问题，单单处理一个局长，怕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