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无疑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扶持，但并不用政府亲自操刀。“看不见的手”会比看得见的手更有力量。可谓罗马归罗马，凯撒归凯撒

　　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一致。

　　但是，目前中国岀现的经济下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或者说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超越单纯经济因素所致的社会经济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生产过剩。所以笔者以为，导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根本原因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对纯粹源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供给失衡的矫正，而是对长期延续的旧的发展理念与政策所致的后果的矫正。因此从根本上说，经济问题只是现象，而不是导致现象的本质原因与症结所在。

　　首先，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肓目追求GDP的增长对社会持续发展的危害与损伤，但我们也惯性思维地赋予了GDP太多的民族情结与政治使命。当保持领先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最大经济体之一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与骄傲时，在实现富强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可能把目标的美好等同于实现目标途径的正确性。

　　其次，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以GDP作为一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唯一标准，但GDP依旧是衡量一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官员政治业绩的重要指标。考核重压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选择，必然会带来数字的增长大于质的增长的结果。甚至还会导致对产量的渴望超越对产品价值实现这一最重要也是最终环节的关注。如是，库存不是作真正意义上的供给大于需求而存在，而是作为政绩的结果而积累下来。

　　再次，尽管我们清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但调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要以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放缓和GDP相对下降为代价的。这不仅需要政府和官员远见卓识的智慧，敢于担当的勇气，更需要大的制度环境的支撑。

　　此外，尽管我们都知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但在以政府授权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迀中，发展的渴望与增长的迫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政府的职责，“发展是硬道理”也被偏面地演变成以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在发展的热情和保增长、保速度、保就业的压力下，政府对投资与否的关注会不自觉地高于对投资合理性的关注；另一方面，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以外的投资又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这种“挤出效应”显现又具有滞后性。那么，为了保障经济的不断增长，政府必须以不断的投资保持不断地投资拉动的势态。其结果，供给在市场经济规律之外提供，而产能过剩则在市场规律作用之下不可避免的形成。

　　还有，尽管我们都明白经济杠杆是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的、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但它们通常应该作用在宏观经济失衡之时，如，以宽松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剌激经济发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以紧缩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抑制经济的膨胀，从而减少社会总供给，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现实均衡。然而，当杠杆成为常态，要么经济已处在非良性状态，要么会导致经济的非良性运转。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是简单的制度、政策供给对错与否问题，而是是否应该提供此类供给的问题。

　　最后，尽管我们已经明白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改革的根本目标，但并未真正懂得包括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的全面发展固然需要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它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奢侈品，其本身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如果说“去库存”、“降成本”是包括制度和政策在内的政府供给大于需求的后果，那么“补短板”则真正是有效供给不足的社会问题。这方面供给的短缺既是诱发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又是政府失灵的体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减少政府的供给，而无需创造一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因为政府主要的职责就是提供有利于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并有序运作的健康的法律、制度环境。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无疑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扶持，但并不用政府亲自操刀。“看不见的手”会比看得见的手更有力量。可谓罗马归罗马，凯撒归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