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启示我们，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伴随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探索，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蕴含其中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理论创新成果。

　　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紧扣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实践主题，为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回顾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全部的理论和实践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主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理论，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强调牢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创造性地拓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视野，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内涵，打下了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创新成果，为新发展阶段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以人民为主体的创新驱动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在制度建设上，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改革方向上，坚持辩证法和两点论，聚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在对外开放上，积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破解世界发展的难题与挑战。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引领中华民族在由富变强的征程中砥砺前行。

　　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深入剖析中外经济发展历史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展经济学先驱罗斯托在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经济成长阶段》《政治和成长阶段》等重要著述，曾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之一。进入本世纪，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后，这种理论已无法解释经济成长中新的困扰。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剖析我国发展长过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不断形成的客观规律，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他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关于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准确概括了中外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我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现代化，给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还把如何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发展的重要理念和长远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深入剖析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面向国际社会，他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推动自然资本保值增值的绿色理念，指明了人类永续发展的方向与未来。

　　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聚焦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创新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动力之源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加大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创新驱动成为新一轮引领发展的大势和主流。从历史上看，把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加以研究，可追溯到熊彼特1912年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发展不同于增长，它是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内部自生变化，源于包括技术应用在内的生产要素特定组合产生的新生产方式，即创新。实现这种“创新组合”的主体是企业家。不过，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并非泛指所有企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而是有意愿有能力推动“创新组合”的特殊群体。然而，经过百年历史演进，创新已成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既有熊彼特理论的影子，又大大超出他的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察觉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基于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深入分析与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刻总结，他做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提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而为我们有效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找到了治本之策。

　　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我们这个大国来说，绝非照搬原有理论和国外模式那么简单，创新主体更不能只局限于推动“创新组合”的企业家群体的狭义范围，而要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上下功夫。只有不断解放人的思想，把创新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才能使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只有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才能持续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赋予创新理论新的内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动力之源。

　　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时代新潮流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谋划未来发展，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一道充满矛盾、风险和博弈的世纪难题。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回答好这一命题，考验着我们应对挑战的智慧与能力。

　　回望历史，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提出，虽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起源却可追溯到资本主义早期殖民扩张时期。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场即可被看作经济全球化的雏形。他还提到，“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大，相关产业发展随之呈现倍增效应。这就是从世界市场向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初始动力。然而，从世界市场到经济全球化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冷战”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格局瓦解，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迅速加快。

　　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充分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壮大自身实力。时至今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达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和稳定之锚。实践表明，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必将换来新生。

　　聚焦现实，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经济全球化初期，产业分工呈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梯次转移的“雁阵式”特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这种机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进新产业分工格局，基于资源禀赋特点和比较优势的价值链分工模式大行其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反思价值链分工导致本土经济结构“空心化”的缺陷，纷纷进行“再工业化”，刺激本国制造业回流，吸引外国制造业进入，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经济全球化进程被迫放缓。

　　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蜕变为设置市场门槛的“守门员”，发达国家的角色逆转，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决定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同样原理，经济全球化孕育着人类普惠发展的共同追求，与任何民粹思维和贸易保护行为都是相互悖逆的。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时代潮流之先，谋求人类发展“最大公约数”，前瞻性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创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以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享为理念，超越以往国际贸易学说偏狭的思维，为破解世界经济矛盾与难题，提供了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实践中，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促各国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下，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致力于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撑。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伟大中国必将会以更加辉煌的成就，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