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许多返乡农民工正陷入两难抉择中，回去还是留下？

    据新华社报道，“逆城市化”困境正在困扰着返乡农民工，尤其是这些农民工中的佼佼者。来自安徽省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的农民工李中，1999年初到上海时只是月薪300元的模具厂学徒工，回到老家前已经是一家企业的区域经理了。即便进入了公司管理层，面对上海不断高涨的房价和房租，加之孩子因为户籍问题无法在上海继续读书，不得不携带妻儿返乡。但是返乡之后，他发现，老家的企业与上海不同，不仅没有模具机械类企业，自己的技术无用武之地，而且老家的企业大多是依靠血缘关系来管理的，并不需要他的管理经验。想自己创业，但因公共服务的滞后性而碰壁连连，拿房产证去贷个款都十分困难，“经他人提醒，原来是自己没送礼”。这些事情是在上海打拼多年的他想也没有想到的。

    李中所面临的困局，是许多农民工尤其是一些在一线城市已经小有成绩的农民工所共同面临的。选择“城市化”，大城市的门槛太高了，成本和压力太大了，但回到中小城市，选择“逆城市化”，他们在大城市积累的工作经验却无法用于中小城市，而且，甚至于因为城乡户籍壁垒，即便在同省的地县级城市，他们在享受同等待遇问题上，也面临着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最终这些有技术有能力的农民工，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两头都融入不进去，陷入进退维谷之中。

    通常来说，“逆城市化”是指大城市人口向乡村和中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在上世纪后半叶时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而“逆城市化”本身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现象越明显，从而形成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乡村之间的人口正常流动，资源动态配置。而我国地域广大，城市群呈现梯度发展，不同城市群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的地区还在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而有的地区，尤其是一线城市，则因为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这一现象最主要的体现方式就是返乡就业的农民工，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轨道上，像候鸟一样奔波着。但是轨道的两端，两座发展形态迥异的城市，却都没有完全把他们看成自己的一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的比例已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随着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许多在一线城市被淘汰的产业，如制造业农民工，正在随着产业转移和“逆城市化”趋势而返回二三线城市。“逆城市化”对于大都市而言是一种吐故纳新、产业升级，而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则是发展的巨大动力。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中小城市并没有做好迎接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浪潮的政策及配套设施方面的各项准备。

    对此，即将迎接下一轮“务工潮”涌入的中小城市，应当吸取之前一线城市在农民工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公共服务领域对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人员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刀切”式分类。这样的简单分类，使得农民工中的有技术有能力者，依然不能享受同城待遇，最终埋下隐患，而应采取分类引导、分类服务的方式，逐步过渡，最终使得返乡者能够融入当地城市。

    事实上，当下农民工看重的已经不只是工资高低，也看重生活成本、社会福利、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对于许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寻找的不再是工作，追求的不再是简单的薪水，而是一个梦想，以及可以让梦想实现的平台，哪怕这个梦想仅仅是拥有住房和汽车，仅仅是让孩子读上大学，对于背井离乡的打拼者而言，梦想在哪里实现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