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已上报国务院。

　　根据规划，2017年将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初步构建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

　　人们对此期待颇高。

　　信用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底线，一个有信用污点的人，理应寸步难行。西方有句名言：他骗了所有人，最后他发现他被所有人骗了。而在中国，2000多年前就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一直是治理者弘扬的价值观，民间流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则从更朴素的角度，表述了信用的奖惩效应。

　　但毋庸讳言，与契约精神相对应，西方社会在构建信用体系方面在当代要走得更远一些。以1860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成立第一家信用局为标志，西方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人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与征信体系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

　　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已然启幕，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迫切性显然是无须置疑的。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被一次次拎出来检讨。从食品安全、环境治理、政令“半夜鸡叫”……到老人倒地“不敢扶”，信用危机成为压在人们心头沉重的痛。

　　诚信问题，一半关乎道德，一半关乎制度。

　　最近网络上流行着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中国——不守规则的世界”。

　　文章认为，“钻空子”是中国人上自官员下至百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这显然有失偏颇。承认人无完人，这是一种宽容精神，但制度也绝对没有“完美”的。言及信用或规则，任何“精英思维”都是有害无益的，在信用的天平上，平等是唯一的砝码。

　　当下语境中，人们既有理由期待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会更公平公正，但也有理由质疑：在特权依然盛行的体制环境中，信用会不会沦为新的寻租工具。

　　任何时候，特权都是公信力的毒药，离开平等与透明，征信的机制就会失去民心。

　　比如，从汽车社会的角度考量，当前一个关系到信用信息征集公平性的重要因素是，私家车与少数特权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评论认为，如果普通公民因一次交通违法就影响个人信用，而同时，仍有特权车可以逍遥法外，那么，藏在“障眼法”背后的特权和“躺在案板上”的公民信用无疑会成为笑柄。

　　公平、公正、公开的征信体系是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而信用体系的生命力和权威性，更源于“人人平等的制度路径和实践”。

　　取信于民是治理者的信托责任，信用数据需要民心基础，这就首先要求铲除特权。

　　按主体不同，社会诚信可分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部分。如果将诚信体系建设也比喻为“穿衣服扣扣子”，那么政府诚信显然是必须要扣好的第一颗“扣子”，一个真正值得期待的社会信用体系应该是，政府不仅是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也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

　　因此，人们也注意到，此次提交的“规划”将政务诚信放在最前面，这很契合诚信的演绎逻辑——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