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芳华》近期热映。几年前，冯导找到有着同样文工团经历的作家严歌苓，对她说：“你写个咱文工团的故事吧。”于是，就有了小说《芳华》。

　　《芳华》中的人物，青春得仿佛能掐出汁儿来，这是一种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美。与此种青春之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体无意识对于个体的迫害，是标准化、统一化的主流价值观构建下，一种来自于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迫害欲。为何背叛被当作正义？为何另一种对集体的背叛却成就善良？人性中的“恶”，如何在“恶”的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并最终摧毁了“善”？

　　作者借芳华之“美”，写人性之“恶”——真心实意不如门当户对，战友之情比不上加官晋爵，善良的人没有好报，不被疼爱的人只能自行疗伤。而掩卷沉思时却又发现，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善待，才让我们知道这善良是多么宝贵。而最令人难过的是，好人以卵击石，并不为唤起良知，这不过是他们的本能——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写作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曾这么说，她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芳华》是严歌苓的自传——12岁成为文工团芭蕾舞演员、15岁疯狂爱上30岁战友被揭发上报、20岁作为战地记者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可以说，这部小说比以往她的所有作品都更源于作者亲身经历。

　　然而，对于能写出《陆犯焉识》《天浴》《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作品的严歌苓来说，《芳华》被处理得过于敷衍，像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为了表达而表达。

　　《芳华》中几个人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叙述一个复杂的故事，对于美国编剧协会成员的严歌苓，对于这位娴熟掌握写作技巧的高产作家，本来并非难事。可《芳华》行文却显得颠三倒四，叙事口径也时常跑偏，对于自己未曾亲见、靠想象补充的叙事部分缺乏说服力。故事急匆匆地被讲完了，没有活泼的生机，也缺乏闪烁的灵光。

　　人物扁平化，缺乏灰度，更缺乏成长性——“活雷锋”自始至终都是圣人般的好人，趋炎附势的姑娘们身上没有丝毫的可爱之处，从十几岁到几十岁一以贯之。可是我们都明白，人性善恶难分，做出的选择往往伴随着机缘巧合与种种无奈。因此，严歌苓的《芳华》不由得沦为赵薇的《致青春》和郭敬明的《小时代》，只是对作者自己青春一厢情愿的回忆，缺乏了更大视角里的审视与探讨。而文学作品，难道不应该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