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找政府，政府会很忙；事事找法律，人大也忙不过来，警力也会格外紧张。而我们还不习惯的是，有些事本可以靠公民自行协商、自治解决，不必非得麻烦市长或警察。而这种公民自治意识及能力的缺乏，恰恰是我们的短板。

    盛行于诸多城市街边、公园角落的广场舞跳得越来越令人“惊心动魄”，这一说法似乎并不为过。来自不同城市的报道显示，被广场舞噪音吵得不胜其烦的居民，有挂出标语以示愤慨的，有往人群扔垃圾的，最极端的甚至有鸣枪的、泼粪的、放狗的……矛盾似乎正在升级。

    媒体的讨论多集中于城市缺乏公共娱乐健身场地，城市管理者没给大妈们留下足够的活动腰腿的地盘，逼得大妈们不得不在高楼林立间，见缝插针地跳跳舞，打发休闲时光。大妈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寸土寸金的城市，几年前的绿地或是盖起商务中心，或是辟为收费停车场。如今，各地连收费的健身场馆都场场爆满，更何况免费的健身场地？大妈们的健身愿望再正当不过，而周边学校的学生安静上课、居民安静休息的要求也再正当不过。

    有的报道追问城市精细化管理不足，管理城市噪音的法规缺失或者执行不到位。还有报道拿出美国一华人在纽约公园跳广场舞被诉扰民一案做对比——看，中国法律不健全吧？美国就不许跳广场舞，我们这儿就没人管。

    不能不承认，广场舞跳出的这些尴尬，是我国不少城市管理中的漏洞。而尴尬并不止这些。

    出了事，非激化不正视，也算尴尬之一。大妈们跳广场舞，周边人嫌吵有意见，这事说大不大，所以，也就一直没人当回事。终于矛盾升级，逼到“鸣枪、泼粪、放狗”的份儿上，各路记者才一夜之间，突然意识到这是热点新闻，接连扎堆报道。而之前，大妈与“听众”间的矛盾已积存多时，何以一直未引起关注？

    央视采访中，“不能什么事都找国务院”，这话说得精彩。出了事，找政府，找市长，找法律，成了人们条件反射般的反应。这当中，有法治观念的进步，也有对政府职能的不当期望。事事找政府，政府会很忙；事事找法律，人大也忙不过来，警力也会格外紧张。而我们还不习惯的是，有些事本可以靠公民自行协商、自治解决，不必非得麻烦市长或警察。而这种公民自治意识及能力的缺乏，恰恰是我们的短板。

    比如，为化解广场舞纠纷，有的地方由社区人员将跳舞居民汇集到学校礼堂等地，有的聘请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员，对广场舞噪音进行监控，效果都不错。说白了，这事不是研制航天飞船，没太高的技术含量，凭大家的智慧，总会有和解的办法。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是靠公民的协商。而协商中，学会妥协，在妥协中达成共识。从一些地方出台的治理城市噪音的办法看，核心一点也是妥协，即给跳舞的大妈们限时、限地、限音量，大家和平共处。

    广场舞纠纷还暴露出公共场合一些人的自我克制意识严重不足。在一些人看来，“公共”的就等于不占白不占、不用白不用，“公共”的就等于谁也别来管我，“这块地盘我做主”，怎么高兴怎么来。饭店里可以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地铁里大吃特吃，剧院里可以任意接打手机。如此“自由自在”、不顾及旁人感受的举止，到了外国，还被人家贴上“中国人文明素质差”的标签，令国人很没面子。说到底，我们得承认，公共场合有公共场合的规矩，这一点，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不少。